引言 传统学徒制作为中国古代培养专业技艺人才的主要形式，在原始社会后期萌生，在奴隶社会初步形成，在封建社会完善发展，在近代社会转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发展创新，被激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古代职业教育中最为普遍的教学模式，学徒制主要由早期的父授家学延伸至社会范畴上的拜师学艺，通过“师傅带徒弟”这一基本途径进行口传身授，帮助学徒习得专业技能，形成某种技艺。传统学徒制的历史源远流长，挖掘其历史价值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构建符合我国当下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进而有助于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特色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赋能增效。 一、源远流长：传统学徒制的历史演进脉络 五千年的泱泱华夏孕育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传统学徒制作为一种技艺授受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从原始社会末期以氏族传承为途径的初步探索到奴隶社会以多元技艺训练为主的奠基塑形，发展成以家庭为传授技艺的基本单位。进入封建社会，传统学徒制渐趋完善成熟，师徒训练由非制度化过渡到制度化，在形式上呈现出“官营为主、民营为辅”的双轨发展样态，在技术上进行标准规范的严格管理。近代以来，传统学徒制与大规模生产不相适应，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实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出职业教育，加速了传统学徒制的转型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学徒制进行创新与重塑，特别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职业教育模式后，注重将中国传统学徒制的优长与现代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有机融合，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一)原始社会末期：以氏族传承为途径的代际传授 传统学徒制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这一时期，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群体中，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在狩猎、驯养动物、采集、种植农作物等基本生产生活中进行以氏族为单位的生产生活和经验技艺的传授。这种基于生产劳动、通过代际传承基本生活技能和生产经验的方式，可以看作是传统学徒制的早期形态。此时虽未出现“学徒”称谓，但是这种通过年长者向年轻一代口耳相传和亲身示范进行劳作和技艺传授的方法可以被视为传统学徒制的萌芽。 农耕文化趋于稳定后，手工劳动得到发展，那些制作生产工具与生活器皿的劳动者，构成了工匠的雏形。由于原始社会的人口流动较低，氏族内部的年长者便成为劳动生产与抚育后代这一双重任务的天然承担者。他们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一方面，进行基本生活技能的传授；另一方面，若有家传技艺，便承担起师傅这一角色。在两种技能的承续交织下，后辈往往通过模仿学习完成子承父业、女承母业的使命，进而累代传承，这种在氏族内部进行单一向度的技能授受被视为早期学徒制的萌芽。可以说，植根于氏族的纵深式授徒途径，有益于延续手工技艺的传承。 (二)夏、商、西周时期：以多元技艺为主的官营师徒训练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接续发展，原始社会逐步解体，为奴隶社会的形成准备了前提条件。在井田制的规范下，百谷种植有所发展，同时，以绘制陶器和铸造青铜器为代表的手工业彰显了这一时期的工艺水平。奴隶主出于对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一方面，兴办庠序之所的贵族学校培养后代；另一方面，出于对生产技术的需求，在夏、商、西周时期建立“工商食官”制，拥有专业技艺的氏族群体垄断了技术的传承，“处工，就官府”[1](P109-110)，将全国范围内的能人异士汇集到官府。“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2](P216)，百工艺人从民间开始进入官营作坊。由于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突破家族技艺传授的壁垒，工匠以家族为单位聚居劳作，将精湛技艺代代相传。无论是从事麻布纺织、制陶铸铜等的具体手工业艺人，还是掌握天文历法、占卜祭祀等的专业职官，在学术官守的现实背景下，“工之子恒为工”[1](P110)，畴人子弟各从父学，“工匠之子莫不继事”[3](P143)。在官营工作坊中，工师们互相观摩切磋，既能扩大技艺工人的培养规模，又能促进家传技艺的交流融合。多种技艺在官府工师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积累，极大地保存和发展了各门学艺，便于学徒进行专业训练。但统一管理也使得技艺掌握在官府内部学有专守的人员手中，限制了诸多技艺的传播范围和发展速度。 在奴隶社会，诸多专门技艺大多通过家学传承，但随着各诸侯国变法推动生产力的迅猛扩张，学徒训练在“工商食官”制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中得以加强。“圆者中规，方者中矩”[2](P97)，从侧面流露出匠人精益求精的专业规范。同时，因地区和原材料差异出现区域性工艺，正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2](P216)；“兖州厥贡漆、丝”，“徐州厥贡惟土五色”，“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4](P215)。 (三)春秋战国时期：由家传扩展至民间拜师求艺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工商食官”制逐步消融，严格的学术官守制度被打破[5]，在学术下移的渗透中，“道术将为天下裂”[6](P392)，原在官营作坊的百工匠人不得已流散到民间进行授徒传艺。此时，民间散匠出于对技艺的传承，在注重家传的同时，将视野置于家庭之外，收授养子拜师的形式遂成为古代学徒制的常见训练模式。这种社会化的师传收授将百工技艺进行了家庭内外的多途传承，是技艺承续的重要转折和突破。同时，能工巧匠的出现为传统学徒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以后，拜师学艺蔚然成风。无论在官营还是私营作坊，百工技艺皆有师传，形成了由家传扩展至社会范畴下的拜师传艺。匠人盛行通过师徒关系签订私人“契约”，学徒一生跟随师傅，凝结成超越血缘、持久亲密的师徒情谊。由此可见，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工艺授受突破了家传束缚，在民间工匠艺人中流传，拜师学艺的学徒教育蔚成风气，形成了早期的学艺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