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以数字化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转型，科学知识推动技术知识不断从一个“技术奇点”到另一个“技术奇点”，并呈现数量激增、周期缩短、范围扩大、迭代加速等表象，客观上促使人类反思技术知识的“真”与“伪”“有用”与“无用”等问题，而重拾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知识的本体论便具有时代的价值。诚然，技术知识从根本上瓦解了知识的符号表征、逻辑形式和意义体系的传统构建，并且在职业教育教材编制上呈现数字化、碎片化、模块化和整体化等时代特征，然而方法性、操作性、价值性等知识却被隐蔽于真实的技术场景背后，并以特殊的形态和表达方式呈现在教材知识范畴中，构成了教材知识深层次的样态。这客观上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存在着良莠不齐，适应性不强，难以满足行业企业需求等问题”，[1]集中体现在教材旧、难、偏、同质等症结，影响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的整体质量。为此，在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知识必须要明晰“主体意图是什么”“深层样态是什么”“理解进路是什么”等时代问题，构建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知识理论体系。 一、追问教材技术知识的主体意图 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知识应该根植于数字化知识生存的土壤，以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依据，坚守政治意图、学科意图与作者意图三重内生理性，更好地将技术知识融入教材体系中，彰显国家事权、类型特征以及学术资本。 (一)教材技术知识的政治意图 “建设什么样的教材和形成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2]我国古代便有“以知达智”“以知至善”的重要观点，将知识视为通达智慧、涵养德性、止于至善、服务皇权的重要工具，并将“可得而述”的儒家经籍作为教材之准则，成为封建统治者重要的政治工具，进而实现忠君爱国、纲常礼教的政治目的。“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3]，不仅是职业教育课程落地的教学工具和知识中介，同时也是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价值观取向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教材技术知识是数字经济知识形态的真实反映。数字时代，“数字化+产业”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生产形态、生产生态和营销策略等由“人力驱动”向“数字驱动”转型，并形成了高度数字化、智能化的“黑灯工厂”“灯塔工厂”等，客观上迫使职业院校必须从育人的逻辑原点出发，将数字化技术知识融入教材知识体系中，以便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说，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职业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提出了新要求，其本质是鲜明的政治诉求，属于“权力的知识”范畴。为此，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知识必须携带数字基因，彰显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的诉求。 另一方面，教材技术知识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抓手。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组建成立教材局和课程教材研究所，主要负责各级各类教材的统筹管理，进一步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材工作的重视。为此，教材技术知识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意识融入教材知识谱系中，以便“适应人民群众新需求，……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全面落实党对教材工作的领导，在教材建设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4]。特别是在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思想思潮、异质文明叠加的世界文化样态时，教材技术知识能够坚定职业院校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导学生树立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树立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的远大理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使命。 (二)教材技术知识的学科意图 一门学科想要让人们理解并接受表达者的意思，进而产生引导性、规范性的影响，必然要有特有的、成体系的知识内核[5]。虽然我国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被写入职业教育法，是尚未形成完全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数字化时代，教材技术知识面临着数字技术重构知识结构的时代挑战，为此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知识的学科意图。 一方面，实践性是教材技术知识的本体属性。以往职业教育教材是将经验知识和学科知识分开放置于教材之中，客观上暴露出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立。诚然，如果将教材技术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教材技术知识往往呈现抽象而非具象、理论而非实践的特点，客观上陷入了“二元论”思维陷阱，显然不符合职业教育学科属性和类型要求。可以说，教材技术知识区别于科学知识，虽然也关注“是什么”和“为什么”等命题，但更加关注“做什么”和“怎么做”等问题。为此，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知识要建立起知识概念与实践能力之间的桥梁，不仅要追求知识或观念的呈现，更应该关注技术知识的实践性，“包括工作过程中的技巧、逻辑思考、分析、创造、规划预测等工作方法，获取信息、分析数据、使用新媒体技术、高效应用数字化技能的数字素养，以及合作能力、批判意识、交流艺术、组织协调等社交能力”[6]，凸显实践性作为教材技术知识本体属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数字化是教材技术知识客体属性。数字化时代，尼葛洛庞帝笔下的“数字化生存”已从理想逐渐成为现实，数字化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存在以及社会行为。诚然，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知识包括知识内容的数字化和知识形式的数字化两种转型形态。前者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知识已经从“静态知识”到“动态知识+”转型，其形态也向“快速、场景、智能、互联”的方向发展，属于技术知识的样态转型；而后者则是为了共建技能型社会、服务学习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技术知识便捷性、共享性、互动性和扩展性的特点，既可以满足碎片化、片段式学习以及自学等职前人才培养，还可以满足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员工培训、国际化服务等职后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