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用了200多年相对漫长的时间，以“串联”的、有序的方式走完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过程。而中国与此不同，虽然于1840年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化的主要成就源自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①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都市革命，截至2024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7％。②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不仅意味着空间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变革，而且意味着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形态的更新。虽然都市文明将是城市中国的主导文明样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都市文明可以一统天下，它既立基于工业文明和数字文明，又将无远弗届的乡土文明纳入自己的范围，在不同文明的对话、角力和融合中重构中国城市文明新形态。 一、文明更新：城市更新的内在本质 城市始终与人类文明的更迭联系在一起。在拉丁文中，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源，“从一开始，城市就一直是在人类进步中创造某些最不可思议的突破和发明的试验炉”。③尽管城市更新理念的正式提出晚至1958年，但城市文明的演变却源远流长。汤因比将人类城市史看作一部变动的历史，他将整个城市发展形态的演进分为城邦、都城、圣城、机械化城市、世界城市等五种形态。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城市更新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城市重建、70年代包括内城更新和邻里重建在内的城市复兴、80年代的旧城再开发、90年代的社区综合更新以及21世纪的城市微更新。总体而言，通过对西方城市文明史的回溯，可以观察到西方城市文明演变存在三个显著趋势。 第一，城市兴衰周期率是城市更新的总问题。翻开任何一部西方城市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经历着繁荣与衰败的交替演变。在《文明中的城市》中，彼得·霍尔讨论了黄金时代的典范城市，这些城市分别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至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的巴黎。历史学家一边为黄金之城中巍峨的建筑和忙碌的人群而兴奋不已，一边又为衰败之城的废墟淹没在残阳中而扼腕叹息。文明在黄金之城和死亡之城的兴衰中交替出现，希腊城市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典范，而罗马城市则被斥责为衰败之都。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发现，世界名城具有共同的特征：“神圣、安全、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基础，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④科特金的发现无疑颇具洞察力，一部人类文明史基本上是精神、政治、经济三者合一而成的，以城市文明为主体的发展演变史。伟大城市的兴衰不仅与世界历史的大分流几乎同时发生，而且承载、主导和推动了大分流，“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城市的周期性兴衰始终是‘大分流’的标志与有力指标，区域之间经济的大分流、思想的大分流、观念的大分流、知识的大分流等，都是以城市为载体表现出来的，无一例外”。⑤从这个维度上来说，城市文明不仅关乎城市本身，还决定和制约着文明的大分流和人类文明的兴衰演变。 衰败和死亡一直威胁着城市肌体，历史上的繁盛城市要么毁于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和人口的凝滞，要么没落于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引发的衰退。如何看待城市的衰败？斯宾格勒倾向于把文明看成一个有机生命体，如同个体一样，既然是有机体，就意味着有生老病死。持这种观点的西方思想家不在少数，帕特里克·格迪斯、芒福德以及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E.伯吉斯和D.博格都认为城市经历着成长、成熟、衰退、没落。帕特里克·格迪斯将城市的发展概括为原始城市—大城市—死亡城市的周期循环，芒福德详细勾勒了西方城市的盛衰更迭全过程，“每一代历史文明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核心，城邦国家开始兴起，而结束于一片枯骨狼藉的公共墓场，或死亡之城”。⑥芒福德似乎对特大城市并无好感，在他看来，特大城市是一个必定要破灭的神话，其内部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爆炸力和与生俱来的创伤，包括大量人口的奴役，日益臃肿、无限膨胀的官僚机制，不受限制、无目的的扩张、四处蔓延的畸形巨大团块以及成功的幻影，其结果是特大城市如胀破的容器，虚弱无能，如同“地狱简况”，他警告人类：“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它代替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标。我们时代的人，贪大求多，心目中只有生产上的数量才是迫切的目标，他们重视数量而不要质量。在物质能量、工业生产率，在发明、知识、人口等方面，都出现这种愚蠢的扩张和爆炸。随着这些活动的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它们距离合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其结果是，现在人类要对付的威胁远比古代人所受的威胁为巨大而可怕。”⑦作为“当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巅峰”的大师，芒福德的警告体现了西方人文主义城市学家特有的批判和警醒意识，不过以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城市学者对芒福德关于大城市神话的批判不以为然，她嘲弄芒福德对大城市的成功漠不关心，“他们只对失败有兴趣。所有的一切都是失败。诸如芒福德的《城市的文化》一类的书，基本上就是对城市疾病的可怕的、充满偏见的罗列”。⑧ 在经历了神圣、权力和商业之后，21世纪的城市需要克服兴衰周期率，创造新的城市文明模式，诞生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构建新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彼得·霍尔探讨了未来城市的发展图景，在他看来，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城市将在信息高速公路、数字革命、杀手级应用软件、多媒体革命等领域展开，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城市带来的革新已经部分证实了霍尔的猜想。不过受城市兴衰周期观点的影响，霍尔认为，所谓的黄金时代可能不再出现，只不过是“高度的创新性与悲惨野蛮共存”，黄金时代也许只是存在于历史中，“那终究是只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以及分离时期的维也纳的生活”。⑨彼得·霍尔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未来城市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无法克服的难题，这些难题包括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平等的城市世界以及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导致的失业和犯罪，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应用而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社会、日常生活、个人关系方面的危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