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宋韵文化与浙江城市化进程 特邀主持人：葛永海(浙江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双龙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主持人语：宋韵文化是近年浙江地域文化研究的热点。本专题关注从浙江城市化角度切入宋韵文化研究。浙江城市化是第一关键词。古代浙江城市化从军事据点起步，经六朝开发、隋唐运河助推，至吴越国“造城运动”实现质的飞跃，最终在南宋依托都城效应达到鼎盛，其核心动力在于城市水利治理、交通枢纽地位及商贸产业创新。 陈寅恪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以浙江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不仅重塑了空间布局和社会结构，重构了文化生产的逻辑与审美范式，更由此锻造了富有特色的宋韵文化。宋代浙江城市化的影响远超地域范畴，在特定意义上说，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从单一性转向多元性的重要动力，深度参与了重塑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 本专题的两篇论文即紧扣“宋韵文化与浙江城市化进程”这一主题。葛永海教授的《城市化冲击波：“浙风宋韵”研究的一个典型视角》从宏观入手，聚焦“浙风宋韵”文化研究。“浙风宋韵”指的是具有浙江辨识度和风格特征的宋韵文化。若以城市化视角来观照，可以发现：宋代世俗化运动构成了能量巨大的动力机制，形成了“城市—通俗文艺—词—诗文—艺术—思想”这样一个物质文化发端、文学艺术浸染，最后以学术思想收束的“城市化冲击波”。陈国灿教授和孙帆的《南宋两浙地区环城市镇与城郊都市化现象》则关注两浙地区城郊市镇的城市化现象。在南宋两浙的部分城市郊区，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市镇发展体系。这种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既是城乡社会变革的结果，亦是城乡文明由分离走向结合的反映。两文各有侧重，前者以城市化观照宋韵文化，后者关注市镇城市化助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或以宏观立论，或重史实钩稽，皆有助于推进读者对浙江城市化内在机理的理解和把握。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科学、医学、工艺等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到了建都于临安的南宋时期，文化的丰富性和饱满度更臻于佳境。2021年8月，浙江省出台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全面部署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要求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展示宋韵文化气象。[1]对于研究者而言，多角度解读宋韵文化的概念内涵，系统研究宋韵文化的基本形态，深入揭示宋韵文化的精神实质，正是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基础性理论工作。 一、“浙风宋韵”之文化内涵与学术意义 现当代学界对宋代文化评价甚高。著名学者陈寅恪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此说虽未成公论，但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演进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一)宋韵文化提出之背景 对于宋代文化的高度重视可谓渊源有自。早在明代，陈邦瞻就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指出，宋代乃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他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其势固然已。”[4]一直到20世纪初，严复在《与熊纯如信札》中依然做如斯判断：“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5]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里率先提出中国“唐宋变革”论，从学理上论证宋代的划时代意义。[6]10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6]181934年，周一良在《史学年报》发表《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将内藤湖南此观点传至国内并产生很大影响。[7]在“唐宋变革”论倡导之前后，中国史学界也在思考中国之“近代”论。例如，1933年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42年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皆提出，宋至清的历史相当于中国之“近代”。[8-9]1972年，台湾学者傅乐成发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这是对唐宋文化转型及其思想特点更为凝练的概括，学术影响极为深远。作者分析指出，与“唐型文化”不同，“宋型文化”的特点可谓“单纯而收敛”，而“宋型文化”的形成就意味着中国本位文化之确立。[10]正如前面严复所言，近现代中国人之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等，庶几皆成形于这一时代矣! 与宋代文化的范型意义相呼应的还有历史流变中全国文化中心的整体南移趋势。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三大事件推动了文化中心的南迁：一是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二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三是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尤其是在“靖康之变”发生后，南宋王朝建都于临安，南方的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完全确立。[11]宋代文化的范型意义和文化中心南移效应之间的高度叠合，最终将南宋文化推向了历史的最前台。旅美学者刘子健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就明确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12]换言之，正是南宋建都于临安，才使得江南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产生了全国性的巨大辐射力。元之后，“南宋文化模式，已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12]与此同时，南宋文化对于所在的统治中心区域——浙江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构筑起浙江文化的精神底色。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提出“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倡导开展“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研究，正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有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