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竞争日益激烈，矛盾不断显现，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健康问题随之凸显，国民心理健康危机已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以抑郁症为代表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问题。根据《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统计，截至2023年，我国抑郁症人数超过9500万[1]。其中，6-16岁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17.5％，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仅为6.4％。 与此同时，我国心理相关行业规模不断扩大，选择线上就医的抑郁患者也逐年增加，背后原因是青年群体对抑郁症接受度的明显提高。 一方面，现代社会青年感受到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生活压力与结构性困境交织，容易引发持续的抑郁情绪；另一方面，个体秉持的文化将决定对于抑郁的理解，[2]青年群体对现代文化的接受包含了从躯体化的神经衰弱到心理性的抑郁症的认知转变。[3]秉承个人主义的青年群体对于自身心理和身体体验的重视，致使其对抑郁症状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群体。青年群体对抑郁症的高接受度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更愿意正视情绪困扰；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抑郁症的泛化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自己“有抑郁”。但实际上，其中既有经医学诊断的病理性抑郁症患者，也有仅经历短暂情绪低落，却将其解读为抑郁症状的个体。正是这种模糊的边界，使得抑郁症逐渐从一个明确的临床诊断，演变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标签。它不再只是疾病，更像是一种时代情绪的表达。 青年群体中具有抑郁症状的人数逐年增多，这些统计数据来源于生物医学主导下的自测量表，但在宽泛的标准之下，几乎人人都能找到“我抑郁了”的依据。抑郁症的诊断边界日益模糊，其概念在社会传播中不断被稀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临床医学的原初范畴，呈现出社会文化层面的泛化倾向。那么在被现代性裹挟的时代下，抑郁症为何在青年群体中成为新风尚?其作为时尚的机制又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不同于生物医学取向下的抑郁症，本文旨在以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上述问题。生物医学更注重抑郁症的致病基因和病理，主张对抑郁症的病理进行解释和干预，[4]但这种视角无法充分解释抑郁症泛化这一社会问题。福柯对于疯癫的探讨将建构主义引入抑郁症的研究范畴中，他认为疯癫的建构性因素并不是已经完成区分并恢复了平静后精心阐述的科学，而是将疯癫区分出来的行动，[5]2理性成为建构疯癫的本质因素。抑郁症就被囊括在疯癫的外在表现之中，对它的诊断和治疗取决于理性的发展水平，同时还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在社会学取向下，现有对青年群体抑郁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一)宏观视角下社会结构的震荡 该视角主要关注社会变迁与青年群体抑郁的关系。在时空巨变下，在社会结构上已经具备了生成抑郁症的基础。[6]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社会不确定性增强、移民问题、生活成本增加、工作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工作化等各种压力源，诱发了个体的情绪失调，抑郁情绪逐渐彰显。[7]78这些社会断裂因素成为引起青年群体抑郁症的主要来源，可简单分为环境因素和生活因素。 对于环境因素而言，以偶然、不确定和风险主导的社会运行模式成为青年产生现代性抑郁的主导因素。[8]他们不断面临着场域环境的结构性转变与个体能动性预期之间的张力，在转场中个体惯习的断裂诱发出抑郁情绪。[9]除了社会的大环境外，诸如学校、监狱、家庭等小环境对于青年的影响同样显著。有研究发现，在校园中，良好的校园氛围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反之则会增加风险。[10]在监狱中，成人监狱安置的青少年比青少年监狱安置的青少年和社区青少年更容易抑郁。[11]在家庭中，有家庭风险因素的、家庭经济越贫困的青年往往抑郁状态的等级越高。[12] 对于生活因素而言，青年群体面临着由未成年人到成年人、上学到上班的模式转变，生存问题逐渐成为其关注重点。住房问题往往是青年群体是否在生活层面上立足于社会的关键性因素，青年所处地域城市化水平越高，其抑郁症状越显著，而房价的高低成为城市化水平和抑郁症状的中介因素。[13]不仅仅是住房问题，成人初显期群体(18-25岁)在特定发展阶段面临社会转型的猛烈冲击，其个体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互交织，且承受着住房、健康、婚恋、就业等多重发展任务的叠加压力，这些任务共同诱发了青年群体普遍的压力体验，这直接导致青年的抑郁症状的整体风险较高，这种风险随时间变化呈现恶化趋势。[14] (二)中观视角下社会关系的束缚 中观视角主要关注青年的人际关系对其抑郁情况的影响。青年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同辈关系等社会关系持续影响其行为举止和心理发展进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关系的影响，这种强亲密关系将会弥补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父亲的接受程度可能部分调节经济压力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即青少年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经济压力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就越小。[15]因此，在青年与父母的互动关系中，所感知到的父母支持水平决定了青年基本心理满足状况，心理满足程度越高，焦虑、抑郁症的情况越少。[16]由于抑郁和压力的作用是双向的，如果父母不断传导压力，青年具有抑郁情绪的可能越高，特定类型的压力和应对这种压力的策略将直接影响抑郁程度的大小和症状的特异性。[17]父母如果本身患有抑郁症，对青年的影响将会更大。研究发现，患有抑郁症的母亲所生的孩子不仅具有患抑郁症的风险，也会在青少年时期经历急性和慢性压力。[18][19]不仅是焦虑症，当母亲受过高等教育或经历父母离婚或死亡时，青年患抑郁症的风险也会增大。[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