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8年，东洋文库刊出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与经济文献》第一卷(法律文献)的图版；①池田温、冈野诚则发表《敦煌吐鲁番所发现的唐代法制文献》一文，绺述这些残卷断片的概要、研究史和相关著述，阐释其中问题及写本形成的背景。文中在总结以往学界成果的基础上，拟定了五件“格”文书，②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唐“格”的认识。十年以后，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一书出版，综据中日学界对诸文书的缀合、考订、释文、断代成果再加探讨，其中拟名为“格”的五件文书中：法藏P.3078与英藏S.4673敦煌文书原属一卷，其第1行原题“散颁刑部格卷”六字，第2行书“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右丞上柱国臣苏瑰等奉敕删定”，第3行书“刑部”“都部”“比部”“司门”四目，以下录诸格条皆书“一”起首，无“敕”字和下敕年月日。据其原题及苏瑰宦历，结合格条所示之况，可断此件为中宗神龙元年(705)至二年立法之物，拟名“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无可置疑。其余各件由于首尾皆残，并无原题，学界认识不一。刘书则据文书内容、形态及其他佐证，以德藏吐鲁番文书Ch.3841(旧号TⅡT，后不再出)所存六、七条敕节文为“垂拱后常行格断片”③，定英藏敦煌文书S.1344残存的十八条敕节文仍为“开元户部格残卷”，国图藏BD09330(旧周字51号)敦煌文书所存烽燧及捉搦盗贼两条事宜为“开元职方格断片”，法藏敦煌文书P.4978所存武官选限等规定为“开元兵部选格断片”。④ 此后二十多年，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调查、发现和出土、刊布，可据资料及成果已非昔比。2012年，辻正博《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法制文献研究之现状》一文在前人基础上增补学界的新认识，著录了“格”文书七件，对刘书的归类定名有所调整。⑤P.4978“开元兵部选格”定名虽少异议，却因其性质“不是作为法典的格”而未列入；BD09330亦在其外，因为此件一直不被大部分学者视为“格”文书，很可能只是某件官文书的局部；⑥还有的文书性质和定名仍意见不一。⑦另又补入了刘书并未著录或不以为“格”，学界同仁或拟名为“格”的几件文书，即法藏敦煌文书P.4745，或拟名“贞观或永徽吏部格或式残卷”⑧；国图藏敦煌文书BD09348(旧周字69号)，或名之为“开元户部新格断片”⑨；大谷文书8042、8043，或名唐“礼部格”“祠部格”残片。⑩这些拟名基本上都预设唐“格”各条皆开头书“敕”而末署“年月日”，却与“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所示文式矛盾，故均存在不同说法。除有原题的“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其余定名多被认为“有相当大的猜测成分”(11)。 笔者认为，确定这些“格”文书性质及其名称的资料条件已大致具备，相关滞碍主要来自学界以往定名的成见，实有必要重新考虑其症结所在及判断依据。(12)以下拟先明确以往诸“格”文书定名的问题和应守原则，进而讨论“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的代表性和唐《散颁格》的形态基准，据以检讨并重新确定上举诸“格”文书的拟名，最后作结并述唐代各种称“格”之法皆为基于“格敕”的同一系法律，以明唐“格”所指各种法律的共性和特征，兼释部分中、日学者对唐格体例的疑惑。 一、“格”文书定名的症结与应守原则 从唐代立法尤其“格”所指称的法律种类，以及《格》典分类、内容与形态等方面观之，上举文书中，除有原题的“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外，其余各件以往学界所拟“格”文书，多有以下问题引人疑惑： 一是对分别由“敕条”或“法条”构成的文书一概以“某某格”名之，显然未安。 学界拟名为“格”的文书残卷大多皆含若干条文，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所收各条首有“敕”字，末有下敕年月日，是由“敕条”构成的法律文书。(13)如S.1344今存第4至14行即为武周证圣元年(695)所下旌表孝义而严其按验之敕： 敕：孝、义之家，事须旌表，苟有虚滥，不可裒称。其孝，必 须生前纯至，色养过人；殁后孝思，哀毁逾礼；神明通感， 贤愚共伤。其义，必须累代同居，一门邕穆；尊卑有 序，财食无私；远近钦永，州闾推伏。州县亲加按验，知 状迹殊尤，使覆同者，准《令》申奏。其得旌表者，孝门复终 孝子之身，义门复终旌表时同籍人身。仍令所管长 官以下及乡村等，每加访察。其孝、义人，如中间有声 实乖违，不依格文者，随事举正。若容隐不言，或检 覆失实，并妄有申请者，里正、村正、坊正及同检人等， 各决杖六十，所由官与下考。 证圣元年四月九日(14) 引文直观表明了其“敕条”形态，此件残存的十八条敕节文，除开头一条前阙，唯余年月日外，其余十七条皆跳出书“敕”起首，接书敕文要节，末又跳出书下敕年月日，(15)学界多拟名“开元户部格残卷”。与之大同小异的如Ch.3841，前已述学界拟名有“常行格(即长行敕、格后敕)”和“吏部格(留司或散颁)”之别。此件存字十六行，下部残阙字数不等，所存不下六个敕条，皆书“敕”起首，末以小字书下敕年月日，(16)其中一条接上条末的“长寿三年腊月十一日”而并不跳出，仅空阙二字即书“敕”起首，可以推断其余五条换行顶格书“敕”者，是因其残阙的上一行所书年月日适至行末。与S.1344相比，此件同样是由“敕条”构成，各条区分也很明显，仅敕字及年月日跳出与否不同。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今难确知，(17)却并不影响其皆由敕条构成的大体，故可归为同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