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优化营商环境并建立良性健康的政企关系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开展反腐败斗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内部反腐形势日益严峻，这对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构成巨大挑战。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的贪腐涉案互联网企业数量达到了39家，期间爆出的高管腐败案数量是2015年至2019年数量的总和①。2024年，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关键岗位工作人员腐败犯罪，起诉3298人②。鉴于此，部分民营企业和机构开始尝试以组建“企业反舞弊联盟”“阳光诚信联盟”等形式，防范和治理企业腐败问题。地方政府层面也就此作出了努力，例如，深圳市先后发布国内首个《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和《企业廉洁合规治理指南》(DB4403/T585-2025)。 在中央层面，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指出，“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机制”③。同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11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和预防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④。2025年4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⑤。这些不仅显著加快了我国防范和治理民营企业腐败的进程，也对防范和治理民营企业腐败的机制体制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传统会计与企业管理视角，探讨审计委员会、合规部门等专门内设机构在企业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及外部审计监管中的作用机制，而在防范和治理企业腐败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展有限。部分研究关注并检验了新经济组织党建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反腐败⑥或违规行为⑦的影响，企业董事长党员身份对于企业财务违规的抑制效应⑧，为中国民营企业防范和治理腐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然而，此类研究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量化统计分析，在揭示新经济组织党建助力企业反腐具体机制方面存在较大局限。 据此，本文引入组织调适理论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方法，尝试回应以下问题：新经济组织党建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防范和治理腐败⑨?新经济组织党建与民营企业防范和治理腐败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关联和互动?这些关联和互动对我国的政企关系模式产生何种影响?研究发现，新经济组织党建能够助力民营企业防范和治理腐败，其关联和互动机制主要表现为：以“泛廉洁观”为基础的价值耦合机制，基于正式组织网络和非正式组织网络的资源导流机制，以及根植于党员志愿服务的制度迁移机制。上述关联和互动机制会通过价值同构与资源导流实现对政企关系的重构。 二、党建助力民营企业反腐创新机制的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反腐创新机制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互动理论，在解释新经济组织党建与企业腐败治理的复杂关联时存在明显局限，后续研究需在组织调适理论框架下探讨二者的关联机制。 (一)有关既有理论框架适用性的讨论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反腐败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论视角。一是基于腐败动因理论的组织管理视角，从腐败行为主体的内在驱动机制切入，重点关注个体心理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的交互作用。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包括GONE理论(即贪婪、机会、需求、暴露)、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等。这些理论均强调通过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包含廉洁教育机制、风险预警机制、监督监察机制和调查处置机制的全链条管理闭环，实现对腐败行为的源头预防与过程控制⑩。二是强调与外部互动的组织关系视角。根据理论中对政企关系的预设，该视角可进一步区分为组织嵌入论与组织博弈论。其一，组织嵌入论。该理论起源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概念，于21世纪初被引入中国新经济组织党建研究领域。该理论认为，新经济组织党建可以通过关系性嵌入强化组织认同、结构性嵌入建构网络治理模式、资源性嵌入强化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党建嵌入。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的组织、文化和制度嵌入可以促进新经济组织党建政治力量、思想文化和保障资源的有机整合(11)。在具体实现机制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可通过嵌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治理激励机制来实现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嵌入(12)，也可以通过在企业中充当治理手段或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的方式嵌入企业发展中(13)。整体来看，这些嵌入实际涵盖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关系两个层面。其二，组织博弈论。该理论以合作博弈理论为分析工具，着重探讨不同组织在资源交换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合作博弈区别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特点是其强调联盟内部信息互通和存在有约束力的可执行契约。该理论假定存在可转移效用的博弈媒介，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协调利益冲突(14)。在利益冲突较为常见的政府与企业合作项目中，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各种策略进行利益博弈并最终达成一种相对均衡、稳定的合作状态。不同的政治关联强度和组织依赖性会使企业家采取“戴红帽子”“组织惯性”“多元主体共治”等行动逻辑(15)。在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中，企业一方面会表现出较强的政府资源依赖性，另一方面也会出于控制逻辑维持正式结构的稳定性并降低外部依赖性(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