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一经提出，学界便围绕其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实现路径等诸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证，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关于这一命题的历史流变和语义演变的研究还略显不足。鉴于此，从阐释学的角度考察“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的源起、形成和发展过程，梳理其概念流变和语义嬗变，并从中把握其价值聚变，对于准确理解与科学应用中国共产党确立及巩固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内在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流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重视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要“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到新时代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我们党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和运用不断深化。纵览这一命题相关概念的生成和演进过程，其大体可分为论战与传播、确立与维护、深化与拓展、巩固与提升等四个阶段。 (一)论战与传播：明确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着“革命”这一中心任务，开启了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便提出了党领导出版工作的要求：“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①这一要求是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初步探索，并在后来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一项刚性原则。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的任务，要求各级党部都务必重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通过掌握思想领导将群众团结在党周围②。此外，在党的早期革命实践中，党还积极与封建复古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展开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党争得文化领导权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然而，由于在建党初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文化领导权虽然受到党的重视，但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③1931年秋，瞿秋白在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文件中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在文化战线上彻底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进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着广大群众参与的文化革命，“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④。这些论断表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深刻认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也深刻意识到争取文化领导权对于促进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发端。 然而，认识到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就能顺利掌握文化领导权。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化界先后发生过“左联”与前锋社关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争、左翼文化界与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关于“文艺自由”运动之争、中国文化本位派与西化派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之争等论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知识分子群体积极地介入到了这些论战中，共产主义思想也在论战中得以广泛传播。然而，由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力量，“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⑤，尽管我们党在关于文化问题的论战中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在国民党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的双重压力下，确立自身的文化领导权仍是一种奢望。直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后，在取得中国革命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党的文化领导权随之确立。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且“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⑥。到了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⑦这些论断不仅深刻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必然性，也指明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和方向，表明党已经开启了全面构建自身文化领导权的进程。 (二)确立与维护：于曲折发展中探索和运用党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列宁曾强调过，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能否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一定意义上，“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⑧。这一论断高度彰显了文化建设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及其功能发挥的问题，为了达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的目的，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便明确了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职责：“拟定党关于文化艺术的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并监督其实施。领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领导作家及艺人的各级组织。审查电影、剧目和其他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重要艺术品。”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巩固文化领导权不能仅仅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在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今天，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提高了，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但各级党委和宣传机构“主要地是领导全体党员以及非党积极分子、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去做宣传工作”⑩。为实现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有效领导，政务院下设了文化教育委员会，统筹指导文化部、教育部等部门的决策部署；中宣部主导成立了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协会，指导全国文艺工作，形成了较为立体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