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之间的竞争尤为引人注目，但欧洲的自我定位却是世界局势走向的关键变量。欧洲是否会脱离跨大西洋联盟，成为多极化世界体系中的“一极”？如果可能，欧洲是否愿意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而非一味仰美国鼻息？自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启动开始，欧洲便有人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的主张，当时主要是相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自主”。这一呼声在今天获得新的意义，有人用它来要求欧洲更多地脱离美国而“自主”，但大西洋主义者(The Atlantists)却用这一“自主”来要求欧洲在大西洋联盟中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和负担。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引发的一系列震荡——越过欧盟和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意图吞并格陵兰、贸易大战等——的背景下，欧洲的态度再次引发人们的猜测。要理解欧洲的内心，探析其自我认知和定位，“规范权力”(normative power)问题是一扇重要但尚未得到重视的窗口。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在处于明显不利的境地时，仍然拒绝真心实意地与非西方世界合作，反而依凭某种“价值规范”进一步彰显优越姿态；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在处理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时怀有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什么是“规范权力” 我们首先以两位近年到访中国的欧洲学者为例，讨论什么是欧洲的“规范权力”。其中一位是斯万·毕斯普(Sven Biscop)，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比利时埃格蒙特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中心主任。埃格蒙特(Egmont Institute)是布鲁塞尔的一家老牌智库，有人戏称欧盟是由智库运转的，虽然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各类智库在欧盟运作中的影响力。毕斯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以及他近年来出版的书中，表达了一个前后一致的观点，即欧洲过去是非地缘政治或超越地缘政治的，专注于各种规范(norms)在其内部事务中的使用。对外也同样如此，欧洲更多地注重规范在其处理国际事务时的核心作用，不关心权力的角色。而毕斯普要呼吁的正是欧洲应该重新找回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缘政治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欧洲有一个独特的‘后现代’身份认同……欧洲以外的国家则生活在‘现代’世界，他们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尽其所能维护自身利益”，欧洲则应该重返地缘政治。① 另一位是博古睿研究院欧洲中心(Berggruen Institute Europe)主任、哲学家洛伦佐·马尔西利(Lorenzo Marsili)。他在2025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世界秩序正在“碎片化”(fragmenting)，冷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中国等新兴力量正在崛起，但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是什么尚未可知。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可能性，既让人兴奋又令人有点担忧的新的“多极世界”中，新崛起国是否会往另一个美国的方向发展？是否会像过去(19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强大起来的民族国家那样，寻求扩张与霸权？如果是那样的话，洛伦佐认为，未来的世界将变得更像19世纪的欧洲，各民族国家林立，互相争斗，以致产生剧烈冲突，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他提醒“不要让世界的未来变成欧洲的过去”。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今天的欧洲实际上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某种答案，或至少某种启发。简单来说，这是因为今天的欧洲(或更准确地说是欧洲联盟)已经超越了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冲突模式，而是在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经过协商、对话，建立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几乎是“后现代”的、极具规范性的新国家联合体，它是指向未来的，因此也能为全世界(包括中国)提供经验或灵感。 这两种观点看上去好像互相矛盾，一个要求欧洲重新找回地缘政治角色，一个认为欧洲整合的经验可以帮助世界超越传统地缘政治；一个要求纠正欧洲的“后现代”自我认同，一个要求大力发扬欧洲独一无二的“后现代”精神。但是，这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欧盟代表的是一种超越地缘政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理念。这一观点在今天的欧洲知识界、公共领域和民众中都很普遍，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欧洲人的自我认知。在这种认知中，欧盟无疑是当今世界一个巨大的政治体，照理来说它应该具有和其政治体类似的“权力”，它似乎也有，但它更主要的是代表着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哪怕今天的世界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实现这一规范，它也代表着世界的未来，而“未来性”正是规范的根本性质，即它代表一种“应当”，“应当”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因为价值对现实具有“规范”的力量，所以更能体现价值规范的主体就具有这种规范性的力量或权力，这如同中世纪天主教教会认为自己更接近其信仰中的上帝，所以它自然具有这种规范性权力。 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一般指的是物理性的力量，即它以其所具备的经济、军事力量或地缘政治优势，让别的国家接受它的想法，按它的意志行事。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权力竞争，美国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的内核也是这种权力。权力竞争是冲突的主要来源，欧洲过去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权力竞争导致的冲突，而这一类型的冲突在今天的世界确实仍在大规模上演。但从欧洲的角度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认为欧洲整合代表着对这一传统权力竞争的超越。在欧洲，有一种“后民族国家”的规范在主导、推动着其整合行动，并使得整合而成的共同体——欧盟——具备所有其他民族国家所不具备的“规范权力”。正如欧洲“规范权力”最著名的支持者和阐述者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所说，“规范权力”这一概念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规范指向普遍性的价值，而权力则指向特殊的拥有权力的主体，并且必然包括某种“主体—客体”的权力结构。但在曼纳斯看来，欧洲的“规范权力”主要指的是欧洲“在国际领域中塑造‘正常’概念的能力”。②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这一问题对人类来说事关重大，争执不休，而欧洲最有能力对此加以塑造，并因此具有影响他人以及世界的力量，这就是欧洲“规范权力”的最基本内涵。 欧洲“规范权力”概念的演变 欧洲“规范权力”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影响甚广的“民事力量欧洲”(Civilian Power Europe)说。当时的一位主要关注欧洲一体化问题的记者、政治分析家、苏塞克斯大学荣誉教授弗朗索瓦·杜舍尼(François Duchêne)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当时刚刚组建并正在深化构建中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是一个“民事力量”。民事力量显然是相对于军事力量而言的，它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欧共体本身是一个以经济考量为主的国家间联合体，经济利益——而非军事利益——是欧洲早期整合的主要驱动力；第二，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是两大竞争中的政治实体，这一竞争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权力竞争，欧洲人需要思考在这两极之外，欧洲的定位是什么。当时的共识是，在二战后的新形势下，欧洲需要整合，从而既能更好地实现互利、互惠，促进经济共同发展，又能避免被美苏两大阵营边缘化，甚至沦为其竞争的工具。但欧洲如何整合？其整合的目标是什么？是建立一个新的联邦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成为可以和美苏相抗衡的“第三极”吗？杜舍尼认为显然不能如此，且不说这在现实中有多大的可能性，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这种“第三极”的模式本质上是欧洲以前经历过无数遍的军事扩张模式，只不过将其从传统民族国家上移到了欧洲层面而已，但结果必然跟以前一样，它将再燃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利于欧洲整合的目标。③因此，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将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定位在“民事力量”之上，注重民事合作、整合，避免军事化；同时，也用民事的标准去要求国际社会，尽量推动国际社会从军事对抗转向民事合作。杜舍尼说，欧共体“应该成为‘政治文明新阶段的典范’，它将有机会展示一个以行使本质上属于民事形式权力为目标而建立的大型政治合作组织所能发挥的影响力”。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