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资产阶级咖啡馆是19世纪西方民主讨论的场景，而报纸在20世纪的公共舆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数字社区就是构成公共领域2.0版本的“数字咖啡馆”。数字社区的出现被西方学者解释为公共领域的第二次结构转型。它被概念化为“旧”公共领域的补充替代品，而“旧”公共领域被广泛视为西方现代民主的关键要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搜索引擎、人工智能快速崛起，在线信息的普及性和可用度越来越高，数字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问题变得越发复杂，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数字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乐观派强调数字公共领域哺育数字民主的潜在优势：第一，数字公共领域降低了个体进入公共辩论的门槛。社交媒体为所有人提供了制作和传播意见的便利。它使大众交流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送者。①第二，数字媒体为边缘群体创造了参与公众讨论的机会，并从整体上增加了参与讨论的人数和种类，②为那些一直想参与公共辩论但被传统媒体边缘化的个体与小组织赋权。第三，数字公共领域提供了多元立场，有助于促进参与者的多角度思辨。③丰富的信息和多元的立场会促使参与者更多地反思自己和他人的观点，在讨论时更触及问题核心，更好地展开公开辩论。然而，上述乐观愿景在现实中却面临着严峻挑战，悲观派对数字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能力表示质疑。他们提出疑问：新公共领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辩论和民主协商的空间？巴伯认为，新媒体的两极分化趋势以及用户界面的孤独性、个体对图像而非文本的偏好、对分割而非单一整合社区的倾向等，将沟通从深思熟虑和明智选择的可能性中抽离出来。④还有研究表明，尽管数字公共领域表现出一系列沟通风格，但它们很少符合参与式协商理论所倡导的理性和文明理念。⑤ 数字公共领域在西方学界是一个激烈辩论的问题，国内少数学者已观察到一个虚拟的公共领域正在中国形成，但同时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尚未真正进入我们的视野。⑥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公共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网络及其行动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数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问题。本文认为，西方数字公共领域不仅陷入了多元行动者带来的分裂与冲突，更重要的是，数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催生了民主协商的形式主义化——表面上人人皆可发声，但实际上是一种虚假参与。本文从协商环境、协商条件与协商机制三个维度揭示政治权力与资本力量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强化控制与支配，进而引发可见性危机与公共知识污染，最终导致协商机制的异化。这一过程遮蔽了西方民主协商实质上的衰退，凸显出数字时代西方公共领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悖论。 西方数字公共领域协商环境的操纵化 西方数字公共领域的异化，首要原因在于协商环境的操纵化。从表面上看，数字公共领域似乎扩大了受众参与范围，让不同群体均有机会进入公共领域。然而，这种看似平等的参与机会，实质上是一种“平等的狡计”。⑦政治力量、商业力量和技术力量对西方数字公共领域的深度操纵，导致特定信息被推至公众视野，让公众产生虚假的赋权感和参与感，操纵化的协商环境从根本上阻碍了民主协商目标的实现。 (一)形象政治：政治表演的数字空间 政治力量深度介入了西方数字公共领域的运作过程，将西方政治活动转变为“形象塑造”的奇观。哈贝马斯敏锐地察觉到，西方国家通过对新媒体的操纵，从根本上重塑了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当政治力量不断侵入数字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就拥有了一种“不对称结构”，⑧它把受众降低到被动的观众地位，政治家就像舞台上争夺公众掌声的演员。数字公共领域中的政治表演，目的是不断增加政治家或政治组织的粉丝数量。拥有更多粉丝数量不仅可以增加政治人物的价值，还能提升政治家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政治力量通过介入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对数字公共领域的协商环境进行了重构。AI算法会优先推送粉丝数量庞大的用户所生产的内容，这实际上为政治人物及政治组织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通过获得虚假粉丝来增加对系统的实际影响。算法还是搜索引擎的核心，通过计算什么是“趋势”或“有趣”，构建公众所能看到的政治信息来源。⑨网飞和世界报等网站采用的推荐和排名算法，能够预测公众接下来可能喜欢观看何种政治形象。根据媒体理论家塔尔顿·吉莱斯皮的说法，算法正在成为政治力量“管理我们所依赖的信息流的关键逻辑”。⑩ 为了进一步塑造政治家形象，机器人被西方国家和政治组织用来操控公众舆论。菲尔·霍华德将机器人定义为“生成信息并自我复制的计算机代码”，(11)它们正成为社交媒体平台和留言板上政治沟通的关键参与者。机器人可以用来淹没某个特定政治话题，或是让某个话题看起来更受欢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误导“趋势”算法，从而进一步将特定政治信息推向公众视野。通过增加“噪声”，使感兴趣的个体难以找到相关信息；或是在政治对话中插入疑问和新问题，提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些自动化流程能够快速转移话题，改变数字协商的对话过程。数字公共领域赋予政治活动进行公开表演的无限空间，并通过一系列自动化数字操纵手段改变了数字协商的沟通过程。数字公共领域从哈贝马斯理想中的理性推理和公开讨论的空间转变为政治宣传和政治操纵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推动的这种政治宣传与封建时代的政治权威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不同的是，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西方政治权力的操纵强度和控制范围，数字公共领域并没有创造出哈贝马斯理想中的理性、开放、平等参与的民主协商环境，而是创造了宣扬权威、展现声望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