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其海量人口规模、异质社会结构以及动态风险传导机制，对传统科层式治理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治理需求的瞬息万变与任务的复杂交织，要求治理体系具备高度的敏捷性、精准性和韧性。在此背景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得到全面应用，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了关键动力。数字平台通过整合碎片化数据资源、再造梗阻性业务流程以及连接多元化治理主体，显著提升了基层政府的响应速度与协同效率，推动“平台化治理”的生成、迭代与演化。当前学术界对平台化治理的研究虽已积累丰富成果，但多局限于技术赋能和平台嵌入视角，对其内部微观运行机制的过程性解构仍显不足。据此，本研究回归超大城市基层平台化治理实践的最小单元，将事件作为核心分析概念，视其为驱动平台运转并联结技术与实践的关键载体。通过追踪事件的全生命周期，解析平台化治理运行的内在机制与生成逻辑。 一、问题提出 构建智慧高效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1]。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2]。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将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作为实现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的重点任务之一[3]。由此可见，依托数字技术全面赋能、系统性重塑基层治理体系，已成为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的战略要求。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治理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随着人口规模持续扩张，治理对象呈现出海量化和多样化特征；社会诉求日益异质化、多变化，治理需求的复杂性不断加剧；突发风险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治理环境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以传统科层制为基础的超大城市治理模式存在固有的条块分割、权责失衡等结构性矛盾，导致其在响应速度、精准程度和系统韧性等方面显现出明显的效能瓶颈，难以满足现代超大城市对系统治理、精准治理、协同治理和动态治理的现实需求。 在政策引领、需求牵引和技术驱动的共同作用下，以数字平台为核心载体的平台化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平台化治理通过整合数据、再造流程与连接主体，实现对碎片化治理资源的系统性统合、智能化配置与动态式调度。它作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凭借其独特的连接、匹配与整合能力，驱动超大城市治理从传统科层制向综合集成、多跨协同、实时响应的范式转型。其核心逻辑和优势在于能够将基层社会中海量、动态的社会现象、服务请求与风险信号解构、编码和封装为标准事件，成为驱动平台运行、调动治理资源、触发协同行动的基本载体。以事件为核心驱动的运行范式将传统科层制下模糊、分散的治理任务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响应单元，通过对治理单元重构与全流程闭环管理，有助于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精准性、协同性与韧性。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的平台化治理已涌现出多种代表性模式。例如，北京的“接诉即办”改革，其核心是以市民的诉求为驱动，通过派单、督办等机制高效回应群众关切，展现出鲜明的问题回应导向。上海的“一网统管”则侧重于构建一个全域覆盖、全面感知的城市运行智治网络，通过多源数据汇聚与系统集成，强调对城市运行体征的系统性监测与综合性管理。与这些模式相比，重庆市推行的“141”基层智治体系展现出独特的运行特征，它在运行逻辑上将事件作为驱动治理流程运转和资源协同配置的核心载体与最小单元。因此，本研究选取重庆市“141”基层智治体系作为典型案例，旨在深入剖析其以事件驱动的平台化治理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在技术与实践互构中涌现出的生成逻辑，以期为理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案例呈现 通过文献回顾考察相关研究的脉络与局限，再以重庆“141”基层智治体系为案例进行研究，从而为揭示超大城市基层平台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与生成逻辑奠定坚实的理论与经验支撑。 (一)文献回顾 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学术界对城市平台化治理的关注与日俱增，并围绕平台的驱动因素、运行逻辑、主要影响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讨论。 1.城市平台化治理的驱动因素 城市基层治理正经历以平台化为核心特征的范式转型，这一过程主要源于传统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政策、理念与技术的共同推动。传统治理模式受制于条块分割、权责不对等与科层压力传导机制效率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往往陷入“碎片化执行”与“策略性应对”的双重困境[4]。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凭借其独特的响应、整合与协同能力，不仅作为技术工具嵌入基层治理场域，更是成为重塑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流程、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载体[5-6]。这一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体现了平台化治理理念的驱动作用。同时，政府应从传统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赋能者，通过构建数字平台来连接多元主体、支持公共价值的协同共创[7]。这种平台化治理思维被广泛运用到城市领域，强调推动城市治理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动态、用户导向的治理范式演进。同时，城市本身正被日益重构为一种平台，其运行管理和资源配置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调度，其运行逻辑正在被数字平台重塑[8]。这些新兴理念共同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平台化转型提供理论助力。 2.城市平台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