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了“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重要论断。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民生改善与环境治理等多重压力并存，单一政策调控的治理方式已无法满足多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政策组合已然成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实践模式。随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相继实施，政策目标范围不断扩展，政策工具类型愈加丰富，政策主体间的互动博弈也渐趋复杂，由此引致政策间的摩擦碰撞导致部分政策效能的损失，政策组合的持续发力显效难以实现。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政策组合设计和制度安排增益政策效能，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的一项重要议题。 政策组合包括政策组合要素与政策组合特征(Rogge & Reichardt，2016)。其中，政策组合要素包括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对象等范畴；政策组合特征反映了政策组合要素间的交互作用，主要包括连贯性、一致性、均衡性、可信度与强度等特征。随着政策组合理论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单独讨论某项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故多采用系统性的视角探讨政策组合对政策效能的影响。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审视政策工具组合对政策效能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不同类型工具组合可弥补单一政策工具的缺陷从而产生“1+1＞2”的效能放大效应(马文聪等，2024)；另有学者认为，政策工具组合效能不能简单等同于单一政策工具独立作用所带来的边际影响之和，同样存在“1+1＜2”的效能对冲风险(刘海英、王钰，2019)。由此可见，学界关于政策工具组合对政策效能的影响结果仍存在分歧。二是研究政策组合特征对政策效能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政策组合只有具备一致性与连贯性，才更有利于政策效能的发挥，而Rogge和Schleich(2018)、Costantini(2017)等在创新和可持续政策领域的研究表明，政策组合的可信度、均衡性和全面性等都将有效促进政策效能的提升。 政策组合强度作为政策组合的核心特征，是指政府在特定政策领域内投入的资源、努力和活动的总量，是对多重政策目标与多元政策工具协调深度与实施力度的反映。关于政策组合强度如何影响政策效能，学界颇具争议。部分研究认为，政策组合强度的提升会促进政策效能发挥。例如，张可云等(2024)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政策组合强度对制造业稳就业具有促进作用；陈升等(2021)发现“一带一路”政策组合强度显著提升了省域经济开放度。然而，另有研究认为，政策组合强度与政策效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易宇寰等(2022)的实证结果表明，锚定银行信贷规模的政策组合强度与其福利效应存在倒U形关系；柳剑平等(2024)则研究发现，在绿色税征收政策组合中，绿色税征收政策强度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先减后增的U形变化。此外，现有研究进一步表明，政策组合强度对政策效能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情境依赖性。例如，陈升等(2021)研究发现，政策保障程度能够显著增强政策措施强度对经济开放度的提升作用，这一发现凸显了制度环境在调节政策组合强度与效能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的政策议题往往具有高度的空间联动性，各地区在政策实践中需要通过互联合作获取异质性信息与互补性资源。因而政策组合强度的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政策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寻求合作的能力(Wang，et al.，2024)，换言之，区域合作网络的中心性同样是影响政策组合强度与政策效能关系的重要因素。 既有研究为理解政策组合强度与政策效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关于政策组合强度如何影响政策效能的作用机制探讨尚不充分；另一方面，鲜有研究从区域合作的视角深入剖析二者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立足中国政策组合场域，在全面测算政策组合强度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政策组合强度与政策效能之间呈现何种关系特征？(2)政策组合强度如何通过特定机制影响政策效能发挥？(3)区域合作网络中心性在政策组合强度与政策效能的关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组合强度与政策效能 政策组合强度体现了政策制定者解决某一政策问题的决心和行动。适度的政策组合强度设计通过系统整合政策目标及政策工具等的配置关系，为异质性政策要素的协同增效提供了可能。尤其对于复杂的跨部门政策问题，提升政策组合强度能够形成对政策实践要素、环境条件及调控规范的前瞻性预设，从而触发横向及纵向不同部门、层级的自发性功能整合，确保政策间的有机衔接与联动配合。 然而，政策作为回应公共服务需求、调节利益关系的手段，其强度变化往往潜藏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当政策组合强度达到某一阈值后，其对政策效能的影响方向可能发生转变。一方面，政策组合强度对政策效能的影响不只是抑制或促进的单一机制，而应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张可云、庄宗武，2024)。在这种情形下，政策组合强度是否适宜、政策安排是否科学均可能直接影响政策效果。例如，柳剑平、黄鹭(2024)的研究表明绿色税收政策组合通过绿色税收优惠政策的促进作用及绿色税征收政策的U形作用影响绿色发展，也即最优的绿色税收政策组合强度是动态变化的。康志勇等(2018)发现中国政府的“减碳”政策对企业出口存在着成本增加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二者呈倒U形关系，在适度“减碳”政策强度下，创新促进效应超过成本增加效应方能引发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政策组合强度的超限度提升也将引发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治理层级间匹配的混乱、冲突甚至是对立，这会冲击政策组合的一致性、连贯性和稳定性，直接导致政策间的外部性以及政策组合的脆弱性，从而降低政策效能提升的可能。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策组合强度与政策效能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关系特征，即如果政策组合强度低于特定阈值，政策效能会随强度的提升而增强；而当政策组合强度超过这一特定阈值，其对政策效能将呈现削弱和抑制作用。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