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需要仰赖许多条件，其中之一便是社会流动性的提升。首先，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在数量上占主导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最重要途径就是“提低扩中层”，即推动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行列。(刘培林等，2021)其次，“提低扩中层”不能只依靠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还应在初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然而，初次分配上的公平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走入平均主义的歧路。这就要求在允许存在适当收入差别的同时，更大程度地保障机会公平。最后，全面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需要提高代际社会流动性，防止不平等在代际间维持和累积。 探索代际社会流动的变化规律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主要考察父子两代在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上的关联。近些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向三代及以上的多代扩展，探究个人的祖父辈甚至更久远的上辈对其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简称“多代效应”。代际社会流动研究向多代延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实层面，医疗技术进步与人均寿命延长使祖辈与孙辈的生命历程重叠时间大幅增加，祖辈在利他动机及年老时的代际交换预期下，会直接帮助孙辈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Friedman et al.，2008)二是学理层面，两代范式忽视了更广泛亲属结构(如祖父辈)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以下简称“地位获得”)的影响，因而可能高估代际流动性和机会平等；(Anderson et al.，2018)同时也忽视了父代相同社会经济位置内部的异质性，例如原本出身于专业技术或管理阶层的父母与通过流动进入该阶层的父母可以传递资源的多寡不同，而流动进入体力阶层的父母亦与原生体力阶层家庭存在差异。(Chan & Boliver，2013；Mare，2011)综上，无论是新的时代变化还是已有社会流动研究范式的缺陷，都要求代际社会流动的分析链条向多代拓展。然而在经验层面，已有研究在多代效应的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各类资源在多代之间的流动遵循一个马尔科夫过程(Markov process)，即沿着父代到子代的单链条接续传递，祖父辈对孙辈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完全是以父辈为中介。例如，有学者通过对美国、芬兰、荷兰等国家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父辈的相关特征后，祖父辈对孙辈的教育、职业等并没有直接的影响。(Hodge，1966；Warren & Hauser，1997；Jæger，2012；Bol & Kalmijn，2016；Erola & Moisio，2007)但是，另有对丹麦、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发现，祖父辈对孙辈的地位获得具有独立于父辈的直接作用，即存在祖辈直接效应，(Modin et al.，2013；Chan & Boliver，2013；Hällsten，2014；Hertel & Groh-Samberg，2014；Møllegaard & Jæger，2015；张桂金等，2016)对马尔科夫假设提出了质疑。针对经验结果上的争议，罗伯特·迈尔(Robert Mare)等学者指出，多代效应有赖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特定的经济、文化等复杂条件，因此应该对更丰富的制度背景尤其是非西方国家中的多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其变化规律。(Mare，2011；Pfeffer，2014) 除了结论上的争议之外，大多数关于多代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是否存在祖辈的直接效应，而关于多代效应如何变迁的讨论则相对欠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中，市场为家庭通过市场技能的传递而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提供了保障，(周雪光，2015，第65页)使得家庭背景对于个人教育等地位获得的影响比较稳定。 无论是经验结果上的争议，还是对变迁分析的不足，均对在中国的背景下研究多代效应提出了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西方国家，在中国研究多代效应更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首先，中国特有的文化与制度可能会强化多代效应。例如，中国家庭强调对子代的“接力”与对上代的“反馈”，(费孝通，2009)隔代居住更普遍，(马春华等，2011；王跃生，2020；石金群，2016)多代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使祖辈对孙辈地位获得的影响更为显著。再如，中国以双亲家庭为主，且父母多为双职，这一方面使祖辈更频繁参与孙辈照料，(Chen et al.，2011；许琪，2013)另一方面也使祖辈影响通过父系与母系双路径传递。其次，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具有明显的政策依赖性，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背景对个人地位获得的作用机制及其历史变迁，(周雪光，2015，第66页)使多代效应的形成机制与变化趋势可能不同于西方社会。 综上，本文聚焦于中国城市社会中祖父辈对孙辈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变迁，①以此丰富多代效应研究领域内中国背景下的结果，同时深化对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与结构开放性变化规律的认识。参照已有的研究，本文主要考察祖父辈的受教育水平对孙辈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多代社会流动研究中，教育并非仅限于作为社会流动研究的机制变量，也常被直接用来测量流动结果。已有许多研究将教育成就作为多代社会流动的核心结果变量加以考察。(如Mare，2011；Pfeffer，2014；Zeng & Xie，2014；Anderson et al.，2018)本文探究的具体问题包括：祖父辈受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孙辈的教育获得，是否存在直接效应？这种多代效应在1976年及以后出生的孙辈中是如何变化的？ 二、文献综述 (一)多代效应的产生机制 要理解多代效应及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变迁，首先应知晓祖父辈是怎样影响孙辈的地位获得的，即多代效应的产生机制问题。总览现有研究，这些机制大致可以分为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 1.间接效应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