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人的能动性的讨论在西方理论传统中由来已久，其核心争议集中于社会的本质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近代欧洲哲学中，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的论战便是这一争议的典型体现。从社会唯名论的视角看，社会的实质源于个体的行动意义，社会仅作为理论抽象存在，超出个体意义之外的“社会”不过是虚幻的构造；而社会唯实论则主张，由个体构成的社会具有超越个体意志的独立存在性，社会整体构成对个体能动性的结构性制约。尽管学界试图调和这一对立，但回顾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社会与个体、结构与能动之间的二元张力始终是理论争辩的核心议题。这一张力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两大对立的社会理论流派之间：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结构取向与强调个体能动性的解释学取向。前者注重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嵌入性与约束作用，后者则突出个体在赋予行动意义方面的认知自由。二者的对立不仅关涉方法论选择，更根植于对人类本质的认知差异。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其时空组织的复杂性与社会关系的全球化重组深刻改变了知识、权力与结构之间的互动逻辑，为理解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复杂的理论挑战和现实背景。在此背景下，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试图突破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的二元对立，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实践逻辑提供了新路径。 吉登斯认为：“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Giddens，1984：xxiii)但当前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形态与加速迭代的科技进步相互交织，基于知识权威的分布高度集中，催生了一种风险社会形态，其复杂性与系统性已超出基于经验和惯例的传统认知框架的处理能力，基于地方性知识形成的权威日渐消解，知识权威的高度集中与同质化已成为当代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这种以知识名义重构的日常惯例在强化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弱化了个体的反思能力，并带来一种表面增强但暗藏风险的本体性安全感。例如，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提高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知能力，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超越人类的控制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社会的重塑效应，也引发了当下普遍的专家信任危机与技术恐惧。此外，近年来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赋予公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知识的传播路径日益去中心化。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知识生产的民主化，但由于信息良莠不齐，自媒体平台上谣言和伪知识的扩散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传统专家知识的信任。同时，反智主义思潮的出现使部分民众对科学权威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这些当代趋势进一步使得知识与抽象系统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加剧了知识权威的合法性危机。 随着当今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技术正在以隐蔽的方式支配着个体的日常生活。技术风险和算法垄断充斥在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中，其所形成的权力正在削弱个体的反思性和能动性，进一步减弱了个体的实践能力。因此，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个体的反思和能动本应通过对专家系统和抽象系统进行检视，形成对权力结构的制约。科学与技术的推进却在强化专家系统和抽象系统的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前者。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再次审视和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助于学界更深入地理解知识和技术风险的性质，在反思和能动层面为理解知识权威和技术进步提供可证成的伦理批判。 本文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起点，讨论吉登斯试图调和不同理论派别的努力，并进一步从其结构-能动分析范式中的知识(knowledge)、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视角，阐述知识、抽象系统就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产生的二元悖论，以揭示现代性条件下知识权力与个体能动的互动逻辑。 二、超越二元对立：结构与能动的双向互构 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最具影响力的论述即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通过实践搭建了意识世界(能动性)与现实世界(结构)之间的桥梁。吉登斯的理论以人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为本质出发点，以规则和资源为核心要素，探讨了实践、能动性和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摒弃了传统社会理论中将结构与行动者对立的思路，提出二者通过实践意识、知识(常识)、本体性安全和例行化实践等媒介构成循环互构关系。因此，吉登斯的理论核心在于阐明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机制。换言之，一方面，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旨在摒弃社会理论中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二元对立的局面，通过建立二重性理论，确立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实现能动与结构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由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结构二重性为基本理念，因此其必须有效地解决结构和能动两者的具体互构关系机制，才能真正回答结构二重性何以成立的问题。 吉登斯的理论起点是调和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二元对立的局面。社会理论中的客体主义主要是指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客体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个体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而结构本身又是超越个体意志的，对结构的讨论完全可以脱离行动和行动者。与之相对应，解释学所代表的主观主义将结构视为意识的产物，从而把行动者视为构成结构的前提。主体主义力图建立主体性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在主体主义者看来，行动与意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主体主义的这种唯意志论倾向夸大了个人的主体能动性，而忽视了社会结构自身的约束性。社会理论界的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之争，实际体现了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对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