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有效应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抗逆力研究被引入家庭领域。其理论范式与实践体系于90年代渐趋成熟，成为西方社会工作协助家庭走出困境的有效模式。2005年以来，中国学者借助国际交流与学术译介等方式将其引入并运用。然而，在汲取理论知识、吸收研究方法及开展实践的过程中，中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之异所带来的诸多张力制约了家庭抗逆力的直接运用，并铺陈出中国家庭抗逆力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这一新议题，即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根源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家庭抗逆力文化资源是什么?可建构出怎样的理论系统?其实践服务又该如何展开，从而践行家庭抗逆力本土化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在此追问下，本文立足于“家文化”视域，通过对比中西家庭抗逆力之异，尝试提炼根植于中国“家文化”土壤中的家庭抗逆力理论系统与实践路径。 一、西方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局限与中国“家文化”的导入 西方家庭抗逆力理论是在吸收家庭治疗的系统论、生态观与发展观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并在超越个体抗逆力理论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概念、多层级模式以及程序性实务过程。西方学者对于家庭抗逆力的内涵理解，主要呈现出“特质论”[1]3-43“过程论”[2]“结果论”[3]3种取向。在特质论视角下，家庭抗逆力是家庭系统内在具备的一种稳定特质或能力，表现为面对风险与压力时持续展现出积极适应与维持功能运作的能力；在过程论视角下，家庭抗逆力被视为家庭成员在与环境互动中不断建构与调整的动态过程，通过资源动员、关系协商与意义重构共同实现对逆境的适应；在结果论视角下，家庭抗逆力体现为家庭在经历重大风险或创伤事件后，能够实现功能恢复甚至成长跃迁的积极结果。 依据这3种取向提出ABC-X模式[4]、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式[5]175-195及通用家庭抗逆力过程模式[6]等，应用于家庭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探索中。家庭抗逆力的ABC-X模式强调，家庭面对逆境(A)时，其所感知的事件意义(B)与可动员的资源(C)共同作用于应激反应的强度与性质(X)，从而决定家庭能否有效适应压力并维持功能稳定；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式认为，家庭在遭遇重大压力事件后，会经历从初级调整阶段到次级适应阶段的双重反应过程，其中家庭资源、应对策略与意义建构能力的互动整合决定了其能否实现系统层面的功能重建与长期抗逆性提升；通用家庭抗逆力过程模式提出，通过意义建构、组织模式与沟通应对三大核心机制的协同作用，家庭得以在逆境中保持凝聚力、功能性与发展潜能，实现系统性的恢复与成长。 由此，西方家庭抗逆力的实务过程可以概括为3个环节，即从“压力源的识别与评估”到“家庭抗逆力的回应与反思”再到“外部资源的动员与链接”。其中，家庭组织结构的调整成为关键节点，并与社会、社区与文化整合系统构成抗逆力的“生命线”[7]。这些研究弥补了既往带有浓郁医学色彩的家庭治疗模式的不足，打破了原生家庭决定论，实现了从个体到家庭、从问题导向到优势视角的跃迁，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第一，在价值立场上，西方家庭抗逆力一直将困境视为必须战胜的问题，这容易使其陷入过度追求理想化的误区，从而忽略接纳逆境的可能性；第二，在分析视角上，西方家庭抗逆力侧重精神层面的联结与沟通，强调以精神动力焕发家庭动力的能力，对需要物质资源维持生存的家庭诉求回应有限；第三，在实践框架上，西方家庭抗逆力高度倚重专业技术与程序化形式，缺乏对家庭代际伦理与价值纽带的深层关注。究其缘由，西方“家文化”发育不足一直是掣肘其理论发展的肯綮所在[8]。与此对照，中国家庭秉承以柔性包容困境、以物质缓解困境、以伦理直面困境的“家文化”特质，这种特质是中国人实践智慧之所长，可成为中国家庭抗逆力理论建构的不竭源泉。 “相对于西方‘个人-社会’的两极思维模式，中国社会明显呈现出‘个人-家庭-社会’的三维模式。”[9]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家文化”就是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以家庭意识为中心的种种制度、行为、观念和心态，它包括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庭伦理三大要素[10]。在中国“家文化”视域中，中国家庭抗逆力理论自身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的特点。从价值立场看，中国家庭并非将困境简单视作一个必须被战胜或根除的问题，而更多表现为一种柔性的接纳、适应与共存取向。中国人常认为，“委曲总会向保全转化，屈枉总会向伸直转化，卑下总会向充盈转化，敝旧总会向新奇转化等”[11]。因此，中国家庭成员将逆境视为家庭成长的磨砺、家庭禀赋的再造和家庭潜力的激发，他们将此信念系统融入生活“恒常”，在自洽的“意义世界”建构中，以柔克刚地缓解逆境对家庭的冲击力，并助推逆境对家庭的更新力[12]。困境在家庭叙事中是一种生活过程中的常态性体验，家庭成员倾向于借助亲情与伦理的联结，在韧性应对和调适中实现对困境的渐趋化解。从分析视角看，中国家庭抗逆力不仅关注精神层面的沟通与联结，更注重家庭内外结构中的物质支撑，如困境家庭“在物质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的不足等具体方面”[13]。因此，这就需要明确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责任，以伦理互惠机制将家庭内部资源与外部社会支持整合起来，优先解决经济压力，为家庭抗逆力的生成奠定基础。从实践路径看，中国家庭抗逆力并非全然依赖于专业化技术，而是将程序化的实务过程嵌入家庭日常实践中，并在伦理关系的影响下，以“模糊边界”的情理互动实现家庭抗逆力的再生产。在此取向下，社会工作者应当将“家文化”视为“丰厚的精神滋养”与“强劲的发展动力”[14]，并纳入具体的服务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