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要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这无疑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完成这一变革，需要建立和健全用于气候治理的新型举国体制。[1]近年来，在高速铁路、深空深海、神舟北斗、国产大飞机、国产航母、探月工程等重大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开放、协同等时代元素的不断融入，举国体制被赋予了新型内涵。在大科学时代，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合理性，这一体制体现了高效的动员机制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可以为碳中和所需的高度复杂的技术体系提供研发支持和保障。新型举国体制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从“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攻关到脱贫攻坚战、蓝天保卫战等多个领域，均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要在全球能源环境的博弈中赢得主动权并保持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用好新型举国体制之力打好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 从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到2022年出台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要形成举国合力提升气候适应的能力。从中国光伏产业历程可以看出，举国体制曾在低碳能源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2]日本也曾探索过使用举国体制应对气候变化，[3]通过“环境立国”战略和“低碳社会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尽管新型举国体制在能源转型中展现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挑战：政策路径具有“正反馈”特征、计划社会的理性自负等。[4]，[5]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探析新型举国体制如何通过共识凝聚、资源整合、网络协同、战略柔性调整、常规体制联动、系统自适应等各项机制，耦合为复杂系统的整体并发挥综效，从而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整体性的制度保障。 形成广泛共识是启动应对气候变化社会行动的先导条件，[6]本文接下来将首先论述新型举国体制在全社会凝聚科学共识、技术共识和工程共识的机制。 一、多维度共识的凝聚机制 新型举国体制注重凝聚共识，特别是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形成共识和巩固共识，使党领导下的政府体制能够集中全党全国力量，推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至少涉及到三个层面的共识：科学共识、技术共识和工程共识。 碳达峰碳中和的科学共识、工程共识和技术共识，应在民主与集中相统一、专家智慧与领导决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这对实现最大发言权(民主)与最终决策权(集中)的优化配置有着重要意义。技术决策的民主集中制曾在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两弹一星”的实践中，开创了以行政和技术“两条指挥线”为代表的攻关运行模式，即顶层协调的行政决策模式和民主集中制的技术决策模式。[7]钱学森先生提倡技术决策的民主集中制，他曾提出了科学民主决策、集智攻关(“集大成智慧”)的综合研讨模式，[8]强调尊重专家首创精神、鼓励独立思考、发扬技术民主。这也适用于双碳工作的科学讨论。气候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基于现有的数学、大气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基础，人类对气候系统作用机制和反馈过程的科学认识还非常有限。[9]因此，应该持续保持对相关领域技术讨论的开放态度。 科学共识是既定时间内某个领域中拥有信息和知识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共同体做出的集体判断。对双碳目标而言，极为重要的科学共识是对气候变化的归因，这关系到人类采取气候行动的认识论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历次评估报告都把归因结论作为要披露的重要发现，其第一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的排放可能加剧温室效应使地表升温；第二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不太可能全部是自然界造成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有66％以上可能性是归因于人类活动；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有90％以上可能性是人类活动所致；第五次评估报告提出有95％以上的可能性；第六次评估报告则指出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的结论是毫不含糊的(unequivocal)。可见，近200年的人类工业化活动引发全球变暖的结论已经为多数科学家认可。质疑是科学的基本精神，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理论与气候自然波动假说这两种相对立的学说争论仍在进行。特别是，一些学者认为，以IPCC为代表形成的气候科学共识其本质是政治共识，[10]气候变化研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存在科学政治化的现象。[11]与温室效应理论对立的学术观点有时会被利益集团断章取义和有意挑选，利用不确定性编造争议，[12]用以影响应对全球变暖的立法和国家行动。例如，美国的石化企业与智库炮制过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误导信息，引起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产生严重误解，曾使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步入难以解决的“吉登斯悖论”。[6]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具有“举国”意志和能力的主体是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寻求保持公共治理权威和公信力，因而能够相对超然于能源环境博弈中的各方利益集团，更为完整、准确、客观地呈现已达成的科学共识和未尽的科学争议，这为进一步的社会行动提供了科学认识基础。 技术共识也是一种集体判断，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要通过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三类技术的协同发力，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技术共识。[13]低碳技术主要应用于实现能源生产、消费、使用过程中的高效能、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效果，这包括燃料替代、工艺替代与优化、处理效率提升、资源回收等方面；零碳技术主要指自身不产生碳排放的清洁能源技术，例如风能、太阳能、氢能等；而负碳技术主要应用于从大气中捕获、封存、主动利用和处理二氧化碳的技术，包括土壤碳固存、生物质能碳捕获和封存等。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之一是立足“举国”国情谋划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利益，因此，在推进碳中和时保障能源安全和能源自主也成为技术共识的重要考量。例如，中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实现双碳目标会比其他国家更为困难。煤炭仍是保证能源安全的“压舱石”，煤电在较长一段时间担负着国家电力安全的重要作用；核电因为规模上限、安全及核废料处理等问题尚不能成为中国的主力能源；可再生能源(水力发电、风能、光伏、潮汐)的特性决定了其暂时不能作为稳定可控的能源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