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功能

作  者:
张梧 

作者简介:
张梧,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要发挥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阶段,人文精神的作用方式不再是被动适应转型社会,而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逐渐一体化的新阶段中主动发挥文化的引领功能。人文精神的引领功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主要通过“润物细无声”“日用而不知”的濡化方式得以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人文精神不仅能发挥正向的濡化功能,也能发挥合理的调适功能,回应并解决消费社会、风险社会、信任社会、竞争社会的负面文化效应,提升国人的心理品质,健全人们的精神生活,建构稳定的心灵秩序,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最终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期刊代号:A3
分类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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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且把“发展”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是具有原则高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而且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重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且重新定义现代文明。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重要概念,并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①。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要发挥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人文精神是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需求、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理念,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旨在推动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双向奔赴。弘扬人文精神,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一、人文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功能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阶段,人文精神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在我国以往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根据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内在需求建构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适应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此阶段,人文精神具有被动的适应性。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文化建设已经具备了繁荣发展所需要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此情形下,人文精神的作用方式不再是被动适应转型社会,而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逐渐一体化的新阶段中主动发挥文化的引领功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人文精神的发展先后经过了被动适应、深刻反思与主动引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文精神被动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刻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力量的推动下获得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转型,同时也是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社会转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社会领域不断发育,中产阶层逐渐壮大,单位体制日渐灵活,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图景。在此背景下,我国要根据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建构人文精神。简言之,我国人文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了从理想主义到理性主义的总体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追求崇高价值、推崇集体主义、注重精神解放,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物质利益原则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凸显,人文精神逐渐转变为追求现实利益、强调个体地位、注重物质生活,具有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1994年中国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这一价值取向转变的标志,面对日益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世俗化的价值开始登场,经济理性成为主导,利益机制成为主轴。市场经济在解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在呼唤新的价值观念,从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文精神的时代主题发生了深刻转变,从无条件地拥抱现代化转变为有意识地探索现代化,我国人文精神的建构由被动适应转入深刻反思的第二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文化热潮在总体上都无条件地拥抱现代化,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还较为粗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然而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坚持现代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开始反思现代化的弊端。人文精神的主题转变为对现代化的深刻探求。有学者提出,“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市场社会,现代化的目标部分兑现,而且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走向了现代。这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焦虑,开始反思现代化目标本身。而1994年以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②。于是,“现代性”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流行话语,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性的隐忧”。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拒斥现代化,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理解更加深刻,人们开始探求一种更可欲的现代化模式。换言之,这不是对现代化的断然否定和彻底抛弃,而是将现代化事业视为“未完成的事业”,不断予以完善。于是,人们深刻认识到,所谓“现代性的隐忧”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我国在反思“以资本为逻辑”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也开始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自觉,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而且是旨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具有原则高度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价值基础。在此情形下,人文精神的地位与作用方式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引领。人文精神日益成为主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在经济建设上,人文精神为高质量发展的合理构建提供文化反哺。我们注意到,以“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为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外部条件,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人的发展的优先地位,即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前提,而人的发展主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价值归宿;在全面开启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则要求人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推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投资于人”。在此意义上,厚植人文精神,有助于不断培育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持续释放高水平的人才红利,让人的创造性本质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竞相奔涌,由此助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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