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理论经过百余年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肇始于英国社会自由主义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的《帝国主义》，结束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构成帝国主义理论的开拓期。第二阶段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由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奠基者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保罗·巴兰(Paul A.Baran)等人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并在90年代走向衰落。第三阶段兴起于全球化时代之后，尤其千禧年之际“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出版《帝国》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起了挑战，而回应这一挑战的过程，又推动了帝国主义理论的复兴①。在这一阶段，国际著名左翼学者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萨姆·金丁(Sam Gindin)、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对帝国主义新形态进行了理论创新。他们的理论工作一方面建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反思和批判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然而，不论是解构帝国主义概念的哈特、奈格里，还是提出“新帝国主义”的哈维，虽然也承认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深远影响，但都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②。 所谓新帝国主义理论之“新”，既在于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概念重塑，也在于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价值重估③。新帝国主义论从理论形态上看，是相对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而言的。就发展分期而言，可以追溯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④，时间上涵盖了帝国主义理论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从现实背景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巨型垄断跨国公司”“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等新特征⑤，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帝国主义也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⑥，这一转变催生了从不同视角阐释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和帝国主义实践变化的“新帝国主义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帝国主义论针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完备性、解释力、原创性和方法论提出多重理论诘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国家缺失论、阶段质疑论、创新不足论和经济还原论。本文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对这四种观点予以回应，以期推动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 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缺失国家维度吗? 新帝国主义论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缺乏国家的政治维度，无法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例如，帕尼奇和金丁认为，由于经典帝国主义论存在国家理论的缺失，因此无法对非传统样态的美式帝国进行透彻分析。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勾勒的那种帝国主义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被全球经济体系所超越，新帝国主义理论需要阐明美国国家机器如何发展出吸纳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能力，并实现对“全球化”的监管与掌控，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渗透⑦。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国家行为，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不能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危机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来，而必须拓展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才能对美式帝国及其卫星国的关系予以合理解释。因此，“要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仅需要经济理论，而且需要一个坚实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⑧。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往往“陷入工具主义”，即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忽略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可见，从政治学角度，新帝国主义论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国家问题提出了诸多非议。然而，列宁帝国主义论真的缺失国家维度吗? 首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目标是对帝国主义展开经济分析，并不等同于不重视或无视国家方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帝国主义理论都只看到了帝国主义的表象，而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显现以及实现国内外资本循环的渴望。”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旨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列宁说，“我们准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尽管这还是值得一谈的”⑩。除了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应居于首要地位外，为应对当时俄国书报检查的需要，对国家的政治分析则是刻意回避的。即便如此，列宁在具体阐述帝国主义经济特点时，仍十分注重考察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帝国主义国家形式，列宁说，“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11)，如殖民地半殖民地、商业殖民地、附属国等等。可见，列宁对国家的思考并不局限在帝国主义国家，其对复杂的过渡型国家问题的研究，启发了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对外围、半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其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有别于资产阶级国家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割裂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家在其本质上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政治方面的职能体现，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承载的是经济关系的内容。因此，虽然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直接展开对国家的政治分析，但其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揭示，实际上也为进一步展开帝国主义国家分析奠定了基础。后来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代表性人物阿瑟·麦克尤恩(Arthur MacEwan)就运用了这种经济分析，拒绝主流经济学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假设。他从资本逐利性和扩张性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指出“虽然美国的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运作，但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经济现象”，得出“资本主义体制必然发展为帝国主义体制”“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权力关系的国际化”(12)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