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老龄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挑战。积极老龄化作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首要政策和重要战略计划，其核心在于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福祉，推进老年人参与社会价值创造[1]。其中，智慧养老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体现，通过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便捷的健康管理和安全监护等全方位服务，实现数字技术与老年人的个性化智能交互[2]。这要求老年人具备一定水平的数字健康素养，以便有效利用数字工具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进而实现自我健康管理，做出科学的健康决策。因此，数字健康素养是保障老年人享受实时、便捷、高质量医疗服务，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然而，当前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整体水平较低[3]，在高效获取健康信息、科学解读和评判健康信息，以及利用数字媒介参与健康管理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数字健康素养作为老年人有效参与智慧养老服务的关键能力，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的信息获取与理解，而是涉及综合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多维要素。鉴于老年人群体在认知、技能、态度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有必要构建契合老年群体特征的数字健康素养理论框架。综合相关研究发现，现有的数字健康素养研究存在老年人群体针对性不足、理论框架未能充分适应数字化环境变化等问题，亟须构建一个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多维度、全面性的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理论框架。因此，本研究旨在基于现有理论与实践，构建符合老年人实际需求的数字健康素养框架，深入探讨其多维构成要素，并提出科学有效的培育路径，以期为提升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推进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教育、推动新时代数字健康素养理论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相关综述 1.1 数字健康素养 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eHL)的概念于2006年被提出，是指从电子资源中寻找、发现、理解和评估健康信息，并将获得的健康信息知识用于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4]。基于该概念的电子健康素养理论模型——百合模型(Lily model)将电子健康素养分为分析技能和专业领域技能两种类型，包含传统素养、健康素养、信息素养、科学素养、媒介素养和计算机素养六种核心电子健康素养。随着数字应用的发展，技术使用的社会和文化维度得到关注，百合模型被指出缺失了对于使用环境的描述，并不适用于互动式的Web 2.0[5]。在此背景下，数字健康素养(Digital Health Literacy，DHL)的概念被频繁提及。有学者提出，数字化背景下的用户数字健康素养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主动参与健康信息交流来体现[6]，其内涵涉及一系列动态的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在使用数字技术时的技术限制因素，目的在于保持或提升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生活质量[7]。虽然学界对数字健康素养的概念见解不一，但存在共性，均强调个体在特定数字环境中快速获取、理解、评估、交流及应用健康信息与技术，以维持或改善整个生命周期健康状况的能力。作为电子健康素养概念的延伸，数字健康素养在获取和利用网络健康信息资源的基础上，更侧重用户与网络的交互[8]，加入了更新健康信息获取方式、批判性评价健康信息资源、尊重和保护隐私保护等方面能力的评估[9]，涉及个体在信息技能、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判[10]。 1.2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作为健康老龄化与数字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年龄群体的显著特质。具体而言，老年群体的特异性主要体现在外在健康因素引起的健康信息需求和内在能力缺失导致的数字技术使用问题两个方面。首先，老年人的健康信息需求存在普遍性、多样化特征。老年人的健康问题种类繁多，常受各类慢性疾病困扰，普遍对健康医疗服务需求较高[11]，而且信息需求类型多样，涉及自我疾病管理、医疗保健、心理健康等多种类型[12]。其次，老年人在数字健康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上存在一定障碍。一方面，由于身体机能和认知水平的衰退，老年群体使用数字化工具的能力受限，在数字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上面临困难，难以高效获取、解读和评判所需的健康信息[3]；另一方面，数字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加与数字包容性之间的矛盾引起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焦虑、排斥、回避等负面态度[13]，进而影响其数字媒介使用意愿[14]，为数字健康技术的利用与健康信息需求的满足带来阻碍。 目前，老年人健康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影响因素、评估工具和干预方法三个方面。 在影响因素方面，老年群体接触的健康数字媒介多种多样，包括基于计算机网络的手机App(application)、数字电视、可穿戴式健康检测设备等多种类型，其数字健康素养受到社会人口学因素、数字设备相关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同时，数字健康素养对老龄个体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和焦虑情绪等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15]。 在评估工具方面，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制了适用于老年群体的普适性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具体而言，可以分为适用于老年群体的数字健康素养评估工具以及针对老年群体建立的评估工具。Norman等[16]基于百合模型编制了电子健康素养自测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eHEALS)，已在多个国家进行了本土翻译，并通过了老年群体的信效度检验，是一项使用最广泛的电子健康能力测评工具。在此基础上，Seçkin等[17]开发了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lectronic Health Literacy Scale，e-HLS)，涵盖行为素养、认知(信任)素养和互动(沟通)素养三个领域，并特别关注在老年网民中的信效度。van der Vaart等[8]指出，现有量表仅关注信息搜集和使用，忽略了网络互动，由此提出了数字健康素养工具(Digital Health Literacy Instrument，DHLI)，其在以往工具的基础上，添加了对原创内容以及隐私保护能力的评估，韩国老年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其信效度良好[18]；我国学者赵冰悦等[19]对其进行了汉化与修订，检验了其本土有效性。此外，有研究针对老年群体开发了数字健康素养评价和评估工具。王欣欣等[20]从信息、交互、内容、安全、态度和行为六个维度开发了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价指标。刘思奇等[3]从数字健康信息获取和评估能力、数字健康信息互动能力以及数字健康信息应用能力三个维度出发，编制了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和医疗环境的社区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估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