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情报

　　0 引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正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逻辑，情报领域专家学者迅速开展了对人工智能赋能情报研究的大胆探索和审慎测试，试图在技术创新与实践规范之间找到动态平衡。在信息环境复杂、大国竞争激烈、情报需求迫切的情况下，情报领域如何通过情报认知和机器智能的结合，重塑优势，消解束缚，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推进情报研究和工作的变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情报”是对情报工作模式和情报科研范式的综合化、体系化、工程化、智能化、智慧化等发展趋势的概括总结。在当前阶段主要凸显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泛在情报资源有序汇流汇聚以形成情报数据空间；二是情报认知和先进技术有机融合以实现情报手段的智慧智能。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大情报”是人类思维智慧和机器涌现智能在情报领域的具体呈现。

　　1 大情报的提出背景

　　1.1 情报工作亟待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

　　情报工作应始终与时代需求保持同步，精准对接社会变化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以实现其在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有效支撑与战略导向作用。然而，当前情报工作对需求的回应并不理想，受到大国竞争加剧对情报能力的多维考验、信息环境异化对情报效能的深层冲击。

　　1.1.1 大国竞争加剧对情报能力的多维考验 当前国家安全已逐步扩展到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且不同领域事态及影响极易发生横向传导，产生连锁反应，对情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美国已锚定首要对手，提出十年制胜战略目标，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逐步加速推进、范围不断扩展、深度不断升级。首先，情报领域边界模糊，已经扩展到国家社会发展各层面、全要素和多领域，既要分工做好各领域情报工作，又要统筹做好跨领域情报工作；其次，情报研判急待深化，随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情报工作对象日趋复杂，迫切需要构建迅速响应、深度揭示的情报体系，提高情报感知力和鉴别力，做到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

　　1.1.2 信息环境异化对情报效能的深层冲击 首先，情报价值稀疏。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难，当前多维空间时刻诞生海量数据，全球信息终端每秒生成的信息量远超现有情报机构的处理能力，而高价值情报产生瞬间即淹没在碎片化信息汪洋之中。为有效掌握情报动态、及时捕获高价值情报，亟须实现系统化专业化分工，推动体系化协同，精准抓取高价值时敏情报。其次，情报甄别困难。目前，情报诱骗、情报迷雾和陷阱日益增多，而现有依托“单兵作战”传统情报模式，难以发挥集成优势和协同优势，迫切需要构建多源比较、交叉印证、专家会商的情报工作模式，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有效廓清情报迷雾。

　　1.2 情报思想需要与实践发展产生共鸣

　　情报思想对于推动情报工作和情报研究的变革具有重要作用，需要紧随时代脉络，汲取经典情报思潮中的养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信息环境中进行调整和创新，不断突破已知的边界，开启未知的世界，从而增强情报认知能力。

　　1.2.1 大科学 1961年，美国核物理学家、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负责人阿尔文·温伯格(A.Weinberg)在《大科学对美国的影响》(Impact of Large-Scale Science on the Unites States)[1]一文中首次提出“大科学”的概念，用以描述类似于美国“曼哈顿计划”这样的科学研究模式。1962年，英国物理学家、情报学家、科学计量学之父德里克·普赖斯(D.Price)在其经典著作《小科学、大科学》(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2]中进一步深化了“大科学”的内涵，探索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转变过程中科学结构的重大变化。大科学是一种大规模、组织性、统一性的现代科学活动，参与人员多，投入经费多，打破了小科学下的小规模、分散性、自由探索型模式，是适应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形成的科技组织观念和组织形式。大科学思想的引入正值钱学森先生大力倡导“科学技术现代化”“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之时，对我国情报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1.2.2 大情报观 大情报观源于“大科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信息需求多样化和综合性凸显，迫切要将情报概念从科技情报扩展到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3]。1988年8月，在情报政策与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达成共识：发展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重要的是要树立大情报观[4]。随后10余年，“大情报观”不断被重新发现与阐释，历史功绩得以肯定，时代价值得以彰显[5-7]。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正推动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变革，随国家安全观提出和《国家情报法》颁布，关于重塑新时代“大情报观”、重释“大情报”内涵、建构新形势下情报学崛起路径与情报工作突破对策的研讨再次涌现[8]。2014年，“华山情报论坛”聚集了军队、公安、国安、高校、军工、政法等研究院所和民口情报(信息)机构及企业等多类专家学者，并连续多届推动基于多元情报融合的“大情报”创新与发展[9]。2017年，《情报学和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发布，暂时性地终结了已有的情报观争论，认为在大情报观下对于情报工作的重新定位是至为关键的，大情报学建设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大情报观的历时性演变揭示了情报发展中专业化分工与综合性需求的永恒张力，体现了一种面向国家利益的情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