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激增,个性化学习与评价以及学习成果综合展示成为研究焦点。本文首先梳理了本科教育中学生评价主题演变的理念与追求;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本科教育中学生评价变革的主体、目的、时空和关系等面临的挑战;最后,从“术”的有为与“道”的无为展望了人工智能时代学生评价变革的机遇。本科教育中的学生评价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机整合相对割裂的评价要素,注重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和责任转变,聚焦生命关怀与人生幸福,打造跨越时空、基于信任与共鸣的学习共同体,培养具有创造志趣与行动力且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进行有意义休闲的至善之人。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学生评价的核心主题是“测验与测量”,深植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心理测量学,强调知识的可测量性和学生学习行为的可预测性,追求评价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教师主导通过标准化测验来控制和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学生多为被动接受者,评价呈现为非参与性的教师单边活动。④这种方式虽便于实施且具有可比性,但忽视个体差异与学习过程,易挫伤学生学习兴趣,使结果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真实能力,甚至诱发学术失信行为,进而导致不公平。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让越来越多学业准备不足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使得传统“测验与测量”模式难以为继,促使研究者与实践者对包容性、个性化评价的探索与应用。 随着对知识和学习认识的深化,学生评价主题逐渐转向了“探究与改进”。基于建构主义、掌握学习与探究学习理论,这一主题强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自主探究与实践主动建构知识,关注个体在具体学习情境中的认知、情感与能力发展。评价不只是为了比较和选拔的客观测试,而是促进师生互动与持续改进的过程。⑤教师由评价主导者转变为学习指导者,师生共同制定评价标准,学生则承担更多学习责任,主动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评价任务,学会反思与成长。⑥然而,探究性评价在实践中也易引发标准不一、负担加重、师生焦虑与教学混乱等问题⑦。 伴随学生被视为具有个性与能动性的学习主体,评价主题进一步演变为“赋能与反馈”,强调通过对话与反思激发主体意识,强化反馈在学习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本科教育出现由“教”向“学”的范式转化⑧,继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与评价改革⑨。这一改革植根于社会文化、社会互动以及批判教育学等理论,主张在认知(knowing)、行动(doing)、存在(being)三维度上构建互动空间,实现“为了存在的评价”(assessment for being)⑩,旨在赋能学生并激发其学习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教师不再是单向评价者,而是学习的引导者与合作者,学生则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与自我评价者。然而,“赋能与反馈”同样面临诸多批评:师生理解大相径庭,导致反馈质量难以保证;赋能学生容易让教师忽视自己的本职工作;权力转移或诱发情绪化表达;同伴评价亦带来压力和焦虑。(11) 事实上,学生评价的主题演变深受外部治理逻辑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公共管理的推动下,“认证与问责”成为缓解“赋能与反馈”内部张力的重要方式,并使学生评价超越传统教育教学范畴,转变为高校应对市场竞争与资源争夺的动力机制。在这一背景下,学生评价不仅是教育教学的诊断与改进工具,更承担着监督管理、认证问责的功能,评价对象从个体扩展至群体,评价内容与时间跨度不断拓展,贯穿学生学习全过程乃至工作表现。“认证与问责”中的学生评价包括两类:一是政府与第三方机构主导、以院校整体教育效能为对象,针对学生群体开展的评价,通过问卷、量规、标准化考试等工具,收集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就学体验、学业成就和工作经历等数据,形成审查与自评报告;二是持续以学生个体学习与发展为对象,关注知识、能力与价值观情况的过程性与总结性评价。二者共同服务于资源优化、教学改进与学科建设,具有方式多元、师生广泛参与的优点,但也因政治化与商业化倾向,引发教师满意度下降、学生产生评价倦怠,甚至使评价异化为管理与竞争的工具。因此,本科教育亟须在保障评价效能的基础上,平衡各方利益,回归育人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