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议题，“双一流”建设的关键目标就是通过学科优化重塑高等教育体系，提升创新竞争力。在大科学时代，创新过程的复杂性、系统性和规模性显著增强，大跨度学科交叉会聚已成为学术机构不得不面对的转型需求。受限于纵向管理分割，我国院校实践中的学科壁垒固化问题根深蒂固，制约了高校在应对国家重大创新任务中的表现。“会聚”概念最早出现于1963年，罗森博格发现通过重新组合现有技术和工艺能够推动新产品研发及产业扩展(Rosenberg，1963)，这一概念其实质是“技术会聚”，指向“会聚型技术”。步入20世纪后半叶，科学从高度分化逐步转向高度综合，会聚技术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单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学科会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新趋势(吴伟等，2020)。随之，学科会聚成为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和拓展科学前沿的重要方法论和实践图景。随着概念内涵的拓展，“会聚”也强调了学科与外部环境，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协同(Mohammed，et al.，2023)，以至最终生成应对重大挑战的综合解决方案和社会福利的改进。 一、研究缘起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后文简称“大设施”)作为国家意志推动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系统，已被证明在解决重大科学和工程问题上的巨大作用，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国之重器”。因其“重大”的特点，大设施承载了必要的多元创新要素，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研究手段(王贻芳，白云翔，2020)。D'ippolito(2019)等人研究发现，同一组织内部多种协作类型的共存对大设施的长期运行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合作方在知识体系和学科背景领域的相异性同样有助于促使双方产生富有成效的合作。从科学技术的底层演化逻辑审视，大设施和学科交叉会聚应是“互惠共生”，这一互构关系在国际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美国许多大学依托大设施建设国家实验室，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型研究平台，产生了一流创新成果，直接推动其跻身世界前列(陈馨旖，黄振羽，2019)。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成功研制出雷达、通信卫星系统等，直接推动其通信、电子、计算机、神经生理学等学科跃居世界一流(张利欣，徐文超，2011)。再从纵向维度看，学科交叉特征也深度嵌入到大设施全生命周期演化进程。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在设计、建设、运行和升级等发展过程中，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多学科自发进行大跨度交叉，不仅促进了粒子物理学本身的发展，更间接推动了计算物理学、大数据科学、医学物理等新学科诞生。 尽管高校具备多样化、高水平的创新资源优势，但由于学术组织的结构性割裂与资源分散配置，旨在维护学术运行秩序的传统学科制度反而在实践过程中异化为阻隔跨学科协作与协同创新的藩篱，实际上大范围的学科协作难以实现(聂继凯，2021)。大设施规模大、投入多、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这就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组织甚至跨区域的大科学团队协作的复杂巨系统，既对多学科协同支撑提出了迫切需求，又为学科交叉融合、新兴学科产生提供了优越条件。在我国，不少优势高校在大设施方面竞相谋划布局、争取立项建设，其背后有基地平台高能布局之功利考量，也是支撑优势学科群发展、牵引前沿交叉学科衍生、打造科技竞争新高地的理性抉择。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质性文本分析法，以大设施为研究对象，对典型性文献材料进行扎根研究。首先，在CNKI上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装置建设”“大科学工程建设”为检索词，选定2006-2024年间的269篇相关文献。为更好了解大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选取以某一具体案例为主的研究文献，将重复、综述类和不相关文献剔除后，本研究将29篇代表性文献作为分析文本。为增加文本的权威性和完整性，本研究还从国家机关、地方机构官网收集20份大设施建设政策文件。同时，以实地访谈、新闻访谈搜索的方式获取大设施工作人员的访谈文本8篇作为补充。依据以上57份文本，构建观测点数据库，并对文献资料进行三段式编码，归纳梳理出大设施建设运行机制的核心要素。 本研究使用NVivo12 Plus软件，根据Strauss编码原则对收集到的57篇原始文本逐句进行概念判断和归类，通过“贴标签”形成“本地概念”，并进一步提炼深化，将大设施建设核心要素“聚类”范畴化，再对大设施建设凝练出的要素概念进行比较与归纳，共形成61个开放性节点。对61个初始范畴进行提炼与整合，归纳出15个副范畴，并明确了其相应内涵。通过主题建构及轴向式编码，对副范畴进一步整合，将大设施建设运行机制的概念高度抽象，最终形成4个主范畴(见表1)。 对所提取的主范畴及其逻辑关联进行分析比较，结合原始资料的反复验证以及大设施的特质，从动力机制、管理机制、共享机制、评价机制4个维度，搭建了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大设施运行机制开放性分析框架。4个维度分别对应战略牵引、组织重构、要素配置、价值反馈，本质上是制度创新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闭环耦合系统。 “动力机制”指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作用体系，是多元主体功能整合构成的嵌套式系统性动力结构。该机制聚焦于在政治系统的战略牵引下，经济系统、教育系统、科技创新系统、文化价值系统等的多维度互动与渗透，包括国家战略、区域创新、学科建设和系统联动等4个副范畴。“管理机制”指大设施建设运行的治理体系，是多元主体在制度框架下的协同融合与动态适配，包容性管理机制能够显著降低组织合作的交易成本。该机制包括管理体系、主体协同、队伍建设和团队协作4个副范畴，构建起支撑组织活动的制度化运行框架。“共享机制”指大设施建设运行的调节体系，是多元主体在创新生态中的资源协同与价值共创过程。该机制包括学科互动、人才互通(如“旋转门”)、资源共享和设备开放(如设备共同体)4个副范畴，为大设施创新要素动态循环提供系统性与制度性保障。“评价机制”指大设施建设运行的反馈体系，是评估与衡量项目、团队、人才等性能、效果或价值的系统性循环过程。评价机制优化的核心是通过价值导向的重塑，破解学术实践中科研人员从事高难度研究动力不足的制度困境。该机制包括评价标准、激励措施和科研保障3个副范畴，很大程度决定了设施内部的建设与运行效果。综合考虑类型代表性、建设运行时间、高校参与程度等因素，最终选取6个高校主导的大设施作为案例样本，基于分析框架进行探索性案例剖析，总结大设施牵引高校学科交叉会聚的基本表征，凝练其发展过程与运行机制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