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围绕这一表述，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都立足不同层面与角度予以了政策性的解读，并提出了众多或战略性或现实性的构建路径与政策主张。然而，政策性的解读往往期待以明确的目标导向、政治动员与政策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多点突破，在短期内摆脱困境并达成预期目标。因此，这种解读难免更为偏重手段与工具的即时效用。本文在此尝试换一个视角，立足问题导向并结合历史与比较分析框架，对究竟如何理解和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予以拓展性解读，以期对此形成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一、如何理解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何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本着循名责实的原则，在此不妨先将“自强”与“卓越”两个语词分开解读。“自强”固然有“自主”之意，即不依附于他者，主动寻求自我发展的路径或道路，也就是强调自我的独立判断与自主探索，因而凸显发展路径或道路的独特性。然而，其含义远不止于此，因为仅有自主，未必就能“自强”。“强”带有双重意蕴：一是过程意义上的持续坚守，代表锲而不舍的意志力或者韧性；二是状态意义的健康茁壮、富有活力和不断壮大的气象。综合上述语义，所谓“自强”，我们不妨做如下理解：坚持以我为主、以锲而不舍的韧性和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状态，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特发展路径或道路。至于“卓越”，则显然带有目的与价值内涵，或不妨理解为自强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习惯上，人们往往把“卓越”理解为锁定某一目标而相互角逐中的胜者或锦标。这种理解的误区在于，把目的本身作为手段，以工具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因而其结果恰恰背离了目的。其实，真正的卓越往往在于内在品质与格局，它的表现并不是刻意与他者争短长，而是不甘于平庸的品质和无惧于强者的气势。 在对上述两个修饰语进行内涵分析的基础上，再来解读什么是“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或许我们对其会有与以往不同的理解。首先，有必要对高等教育体系予以概括性的界定，体系也可以理解为由诸多存在有机联系的要素或单元所共同构成的系统，不同要素与单元之间的组织形式或关系就是结构，这种结构带有人为设计同时也有自组织的特点，以其各自的角色分工共同服务于系统的整体运行。结构的合理与否在于它能否实现系统构建的目的，也就是它服务于系统整体运行的功能表现状态。具体到高等教育体系，仅就宏观层面而言，其内部存在办学方向与定位各异如研究型、应用型与技能型的类型结构，学科与专业设置与培养规格差异明显的科类结构，学历学位授予类型有别如专科、本科、研究生等的层次结构，投资与办学体制存在差异的形式结构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意义上分布非均衡的区域结构，如此等等。显然，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极为宏阔与庞杂的概念，若具体到中观与微观层面，则更难以道尽其详。是故，为避免讨论主题的分散，本文在此并不刻意于体系内部具体结构的分析，而是尝试从一个较为笼统的角度，对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理念、基本目的与整体运行的功能予以概略性地诠释。这种策略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它无法囊括与体系关联的众多议题，而是基于个体的问题意识的有所侧重。在此，不妨简明扼要地以几个关键词来予以概括：自主、独特、定力与品质。 关于自主，简单回溯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世界上所有曾经或者当下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一不是通过自主探索而终成典范。19世纪的英国，恪守保守主义传统，缔造了崇尚大学自治的博雅教育传统。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则推行实利主义，废弃了传统综合性大学，开创了高度中央集权、重理工、专业化与带有精英倾向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期的德国，在耶拿战役之后，则以新人文主义与德意志精神塑造为鹄的，仿照科学院建制，创建柏林大学，开创了由国家包办，倡导教学、科研与学习自由原则，推崇高深学问或纯粹理论研究的洪堡模式。19世纪下半叶后的美国，秉持实用主义理念，以英国博雅教育传统为底色，广泛借鉴欧洲各国经验，塑造了至今依旧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模式以及办学特色极为多样甚至有些纷杂的高等教育体系。 自主并不是封闭，而是以开放与包容的格局广采众长，开展扎根于本土的改造与创新，与此同时，顺应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吐故纳新，因而在漫长的岁月沉淀中渐成各自的独特性。在此，所谓的独特，可以理解为体制与发展路径的不同，也可以理解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差异。彼此之间，无所谓优劣，而是各有长短，甚至各自都存在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也正因为缺陷的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面对不断加剧的跨国性压力，各国纷纷启动了从体制到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全方位改革议程。正如迈克尔·多宾斯(Michael Dobbins)等学者以欧盟几个国家为典型案例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浪潮与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冲击下，为应对危机，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治理都出现了共同的“市场化”转向的趋势；但是，各国改革策略与路径不同，法国以“合同化”多少弱化了国家中心体制，而德国以渐进性的改革策略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传统的洪堡模式。[1]简言之，虽然迫于环境压力，各国高等教育体制与体系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增强其对外部变化的适应弹性，但反映其独特性的传统上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特质并没有被彻底颠覆。 这种对独特性或者传统理念的坚持，不妨称之为定力，它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文化特质与整体框架的稳定性。定力不是保守或惰性的同义语，它并不抗拒改革，而是在承继传统的同时，又以沉稳和开放的心态、理性和审慎的行动，通过渐进性的变革和不断的调适、完善来应对环境变化，从而避免因过频、过激、反复的政策冲动和大幅度的框架调整带来的高昂代价。保持定力就是坚持长期主义而非短期效应，始终坚守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即人的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高品质。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在人的培养方面，尽量以多样化与差异性的教育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为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对公民素养和可雇佣能力所需要的各种硬软技艺的训练，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和有尊严的生活奠定基础，进而满足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在科学研究方面，敢于闯入“无人区”，开展有高风险性和智力挑战性的基础研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与科技前沿，承担有前景与高价值负载的重大应用研究。在社会服务方面，则需要高校破开围墙，主动融入社会，让大学不仅成为社会与社区的文化、思想、知识和技术的交流枢纽与散播中心，而且是推动终身学习与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