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先生（1904—1998）是江苏丹阳人，著名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跨文化的博大情怀、宽广视野、深厚学养，形成了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学术气度，民族自信、世界眼光的学术追求，科学理性、谦和睿智的学术品格，深刻影响了中国语文教育体系的建设和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实践。 一、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学术气度 （一）跨文化学习经历，奠定了吕叔湘先生丰厚的学术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 吕叔湘先生学习经历丰富，转益多师，而且勤奋刻苦，品学兼优。 吕叔湘先生四岁启蒙，先后在两所私塾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文化经典，用毛笔习字，进行对对子等语言文字训练。九岁时，转入新式学堂读初小，学习国文、算术、修身、英文等课程，英文教材是英国人编写的《华英初阶》[1]6-8。 11岁时，吕叔湘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丹阳县当时唯一的高等小学——白云街小学。在这里他读了大量的“闲书”，“三年里边看了不下百儿八十种”。“四本头的三五天一部，大部头的十天半月一部”[2]。 十四岁起，吕叔湘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江苏省常州中学）读了四年中学。其间学习的《国文读本》选文41篇，全是文言经典。英文教材是《泰西五十轶事》《莎士乐府本事》《见闻杂记》。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都使用英文教材，教师也用英语教学。学校还开设了游艺、音乐、绘画、摄影、篆刻、演说等课程。 私塾、小学、中学的学习经历，为吕叔湘先生的东西方语文、文化的修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对他严谨的学风、人生观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省立第五中学“存诚能贱”的校训和“五四”新文化精神对他影响极大。1987年11月常州中学80周年校庆，吕叔湘先生题词：“1918年我进常州中学，童伯章校长为我们新生讲校训，两句话，四个字，一曰存诚，一曰能贱。我铭记在心，一生受用。”吕叔湘先生晚年曾说过：“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的思想中起作用。”[1]29“五四”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科学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吕叔湘的人生观。“五四”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正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样，都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从普及语文开始，开启民智，这又深深影响了吕叔湘先生的学术道路。 吕叔湘先生18岁进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实行学分制，修满160个学分毕业。文理科课程分为五个组，每组都要选满6个学分。第二年分系，吕叔湘先生选了西洋文学系，主修本系课程，还需兼修其他课程。各门课程都是名师执教，“哪怕主要是给外系开的，也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来讲。例如给我们讲化学的是王季梁（王琎），讲文化史的是柳翼谋（柳诒徵），讲地学通论的是竺可桢，讲生物的是陈桢，讲心理学的是陆志韦”。吕叔湘先生说：“由于大学里是这样学习的，我就什么都知道一点儿，变成一个杂家。后来在搞语言文字的同行面前，讲到数理化，讲到生物、心理、地学，我就比他们多知道一点儿。杂家有杂家的利弊。有可能什么都知道一点儿，什么都不深入，‘门门精通，门门稀松’。但是有点儿杂家的底子，在专门研究某一门的时候，眼界就比较开阔，思想就比较活跃，不为无益。”[3]410-411杂家练就了吕叔湘先生开阔的跨文化视野，广博的跨文化知识基础，灵活融通的跨文化思维。 大学毕业后，吕叔湘先生在中学教了九年半英语，在切身实践中加深了对教育原理、语文教育规律与方法的认识，也促进了他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交融。这一阶段，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比较大影响的还有三件事。一是在丹阳县初中（现吕叔湘中学）教英语的同时，用《马氏文通》教国文文法。二是在苏州中学时，深入研读并翻译出版马雷特的《人类学》、罗维的《文明与野蛮》和《初民社会》等人类学著作，以及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三是与同事一起编写并出版《高中英文选》三册。这为他今后的研究方向聚焦在语言学、汉语语法、语文教育，提供了高层次的学术理论基础与坚实的实践基础。 1936年初至1937年底，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吕叔湘先生专修图书馆学，兼修人类学。他当面听了著名人类学家马雷特的课，并把自己翻译的《人类学》送给马雷特。马雷特称赞吕叔湘先生的翻译兼顾了学术与通俗两端。吕叔湘先生在牛津大学还深入研读了波次麻的英语语法、克鲁芝伽的英语语法、布鲁纳的《思想和语法》[3]413。图书馆学科学系统的思维方法和严谨有序的管理方法，人类学的理论和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哲学观照语法的视角和方法，这些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全面梳理和提炼了他长期积累的、丰厚的东西方文化底蕴，促进了各类学识的融会贯通，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跨文化视野，提升了他的跨文化理念和格局。 （二）跨文化学术视野和学养，开拓了吕叔湘先生众多领域的研究与建设 吕叔湘先生从1938年初回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众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与建设。先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教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开明书店编辑等。他发表了一系列语法研究论文，出版了代表作《中国文法要略》。出版著作《文言虚字》《开明中等文法》（《中国人学英语》）、《笔记文选读》《英华集》（《中诗英译比录》）等，出版译著《石榴树》《沙漠革命记》《英译唐人绝句百首》（编著）等十余种[4]645-648。这些充分展现了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风采，是名副其实的学富五车的教授之教授。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吕叔湘先生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化汉字七人小组成员，文字改革研究文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语文顾问，《中国语文》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还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人名地名译名统一委员会等等。在担任这些学术职务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工作是与朱德熙合作《语法修辞讲话》，深度参加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研制，主编《现代汉语词典》，主持制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领导、指导编写《汉语》课本。这些工作都是新中国语言研究、语文建设、语文教育、语言规范化方面开创性、历史性的重大事项[4]648-654。吕叔湘先生作为学术核心和学术领导，充分发挥了跨文化视野和学养的优势，在众多领域里挥洒自如，作出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贡献。这是吕叔湘先生人生的黄金时期，对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时期。因为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他还撰写、出版了大量语言研究、语文普及等论文论著，如《语法学》《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常谈》等，显示出龙虫并雕、兼容并包的恢宏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