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国家最深厚的软实力。2021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小学课程的深度交融进行了阐释，提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1]。“尚和合”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是厚植在中华民族历史基因中的温暖底色。“尚”代表崇尚、推崇；“和合”是“和”与“合”的集合，“用来指代一种‘和谐’‘共生’的形态”[2]，其中“和谐”是前提，“共生”是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3]，高中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肩负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而“尚和合”理念中所蕴含的“和合共生”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也为高中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丰富的文化底蕴。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尚和合”文化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4]。这一论断暗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与首要价值”[5]，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立德修身、齐家治国的处世智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一）“和生合德”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在哲学场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有效处理天人关系，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尚和合”理念中“和生合德”的天人观包含着“和生”的自然观，它根植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农业经济传统。中国大地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地貌催生了林业、畜牧业以及种植业等不同农业类型，它们均以自然力为基础和前提。《尚书·尧典》记载，尧即位后，“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6]。意为帝尧任羲氏、和氏兄弟作为观测天象的官员，按照日月运行规律制定立法，指导人们农业耕作。由此可见，顺应天时，巧用地利，是中国古代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回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天时”及“地利”。 “和生合德”的天人观包含着“合德”的人际观。中国大地不仅催生了不同的农业经济类型，更推动了从事不同经济类型人们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畜牧区需要农耕区的稻米等粮食作物，农耕区则需要畜牧区的皮草等农产品。不同农业经济类型之间的商贸往来，依靠以和谐为前提的普遍的道德规范。自然力作为农业发展的根基，孕育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劳动力作为调动自然力的关键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道德品质。这两者共同形塑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道德性格。 （二）“庶政惟和”的政治观 《尚书·周官》云：“庶政惟和，万国咸宁”[6]。为政者只有奉行和谐治政，才能使天下祥和太平。“庶政惟和”的政治观落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域之中，就是要以“和合共生”来处理民族关系。 其一，“庶政惟和”政治观有深厚历史底蕴。“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7]。孙中山的民族观从“反满兴汉”到“五族共和”，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观，内蕴“和合”智慧，其脉络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进程相赓续。近代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狭隘的种族主义会使中华民族“分崩离析”；面对瓜分豆剖的危亡，中华民族从依托大一统的自在政治共同体，转变为基于价值认同的自觉多元的文化共同体。据此，中华民族“合则成体”，构筑起抵抗外敌的钢铁长城。可见“庶政惟和”的政治观对提升民族凝聚力意义重大。 其二，“庶政惟和”政治观有充分现实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实施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民族关系；结合民族分布与文化因素，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利益，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是“庶政惟和”政治观处理民族问题的现代化表达。无论过往与当下，“尚和合”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是处理民族问题的独到方法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身心合一”的修养观 “人是心、身相统一的有机生命体，其中‘心’指知觉思虑的内在认知，‘身’指视听言动的外在行为”，以“尚和合”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身心统一的过程。 “身心合一”的修养观要求内化于心。不同国家因其理念不同，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也迥然不同。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8]“讲求效益优先、优胜劣汰，造成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性张力”，其根源在于“注重对公民个体权利和普遍人权的保障”的“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由此造成了西方解决民族问题时聚焦特权阶层，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族群分化，催生了民粹主义、种族主义。而“社会本位”虽与“个人本位”对立却并不否认个体的独立性。我国据此走出了特色民族问题解决道路，即坚持个人与社会本位结合，尊重民族差异性，突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此外，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既支撑国内治理，也促使我国在国际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是“尚和合”“求大同”在国家治理和国际交往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