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起兴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两句，历来难有定论，顾敦鍒先生曾直言“是诗首起二句，殊形突兀，千余年来，无有能作满意之解释者”[1]。许多学者也从“突兀”出发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既有实地考察方位，研究具体渊源，又有从诗歌审美、神话观念以及动物原型等角度切入分析，但这些研究更多的还是围绕“东南飞”去探究方向中的意味。 然而其“突兀”处，更在作为起兴主体的“孔雀”的突兀，一来“孔雀”与后文中的“鸳鸯”并不对应，致使文章无法形成典型的首尾呼应；二来“孔雀”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爱情”指涉，与文章的爱情主题不相契合。可正是这样一个意象，却赫然列于开篇最醒目处，这看似是一个口耳相传的讹错，抑或文学创作中的瑕疵，实则作为一个诗歌意象革新的缩影，呈现并丰富着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发展脉络。 一 《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的“解题”有言：“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2]在曲之前的“艳”即诗歌的引子，往往是前人的原有诗句。由此推断，“孔雀东南飞”两句应是沿用前人诗句。 胡适先生便是基于此而认为，《孔雀东南飞》的开篇两句是脱胎于《双白鹄》中的“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其中“乃从西北来”解释了“东南飞”的由来，“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更对应着“五里一徘徊”。至于“孔雀”，胡适先生则以曹丕诗“中有黄鹄往且翻”中“白鹄”到“黄鹄”的变更为例，将“孔雀”的出现解释为民间口耳相传的讹错。[3]此观点受到了诸多大家的认可，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但作为主体的“孔雀”与《双白鹄》中的“白鹄”相去甚远，远不如“白鹄”到“黄鹄”的变化令人信服。 相较而言，逯钦立先生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提出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承此歌（指《古艳歌》）”[4]或许更令人信服。《古艳歌》具体内容如下： 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5] 其中“孔雀东飞”与“孔雀东南飞”相差无几，而其中的“夜夜织作”“尚言吾迟”也与“夜夜不得息”“大人故嫌迟”相对应，当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安小兰教授在这一解释的基础上，结合梁简文帝的《中妇织流黄》，抓住“孔雀东飞”与“女子织作”的关联，改变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句在文中的起兴范围，认为开篇两句仅到“君家妇难为”为止，只关乎“女子辛苦织作，却不得同情的母题”[6]，与恋爱、情侣无关。至于其中明显带有顾恋之情的“五里一徘徊”则被认为是后人出于句式的对称华美而补写的内容。 这一解释为“孔雀东南飞”的解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但未免过分窄化了起兴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前文的独立性，拉开与后文生离死别情节的距离，造成前后内容的割裂。这一问题在《艺文类聚》的版本中尤其明显： 后汉焦仲卿妻刘氏，为姑所遣，时人伤之，作诗曰：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绮，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书诗。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史，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言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有绣腰襦，葳蕤金缕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簟，宛转素丝绳。鄙贱虽可薄，犹中迎后人。[7] 这一版本的内容仅到刘兰芝归家告别为止，且删去了（或未丰富）诸如焦仲卿“启阿母”等内容，如若继续坚持此说，也就意味着起兴两句所涵盖的三分之二的“织作”内容与最后三分之一的“话别”内容被划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不仅会使全文缺乏一以贯之的意脉，且势必会导致头重脚轻。更何况起兴中的“五里一徘徊”一句显然能与“话别”情节相对应，若仅从句式的角度理解为后人补写不免过于武断，难以让人信服。 二 安小兰教授限定起兴范围将“孔雀”置于“织作”母题的观点想要成立，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孔雀东南飞”与“五里一徘徊”相对独立，且后一句为后人所补，以保证起兴能够涵盖“织作”情节而不涉及后文中的生离死别；二是“孔雀”自身的象征意义与顾恋、爱情等内容无关，进一步说明起兴与后文情节无关。 针对第一点，安小兰教授从孔雀实际的飞行能力出发，认为孔雀根本无法“五里一徘徊”，进而论证后一句为补写。但诗歌重在抒情，内容本就未必完全写实，淮南王得道，鸡可鸣云中；差使烧山，石鸡声闻三十里[8]，诗中景象，本就不能与现实同论。况且孔雀在汉末属稀有动物，杨修在《孔雀赋》中称其“同号称于火精。寓鹑虚以挺体，含正阳之淑灵”，钟会《孔雀赋》亦赞其“感灵和而来仪。禀丽精以挺质”[9]，足见孔雀在诗歌中已有了神化的倾向，区区飞翔当然不在话下，更遑论“五里一徘徊”意在“徘徊”，而非“五里”。 至于第二点，安小兰教授分别从孔雀一夫多妻的习性以及文末的“鸳鸯”入手，前者说明孔雀无法与忠贞爱情挂钩，后者说明有更合适的意象去呈现爱情主题，上述两点也正是“孔雀东南飞”兴起全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安小兰教授忽略了诗歌意脉的动态变化，只有当两个意象的目的相同时，“孔雀”才需要与“鸳鸯”指向相同的爱情主题，其本身爱情指涉的缺乏才会成为漏洞，其存在的必要性才会受到挑战；反之，如果开篇的“孔雀”与文末的“鸳鸯”各有不同的意味，那么二者的差异反而有可能成为展现爱情主题的钥匙，“孔雀”也就无法被“鸳鸯”替代。而想要明确这究竟是起兴范围的限制还是统领全文的巧思，就必须确认孔雀本身的数量及其所象征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