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安全化与美国关键设备排华政策:以振华重工案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邢亚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4);朱思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东北亚论坛

内容提要:

数字时代的关键设备是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的核心资产。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受战略焦虑影响,美国对华关键设备的安全认知与政策布局趋于泛安全化。拜登就任后,美国不断推进港口设备的泛安全化,炒作中国港口设备的安全威胁,实施精准遏制打压。在此过程中,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企业振华重工成为重点打压对象。尽管在产业上高度依赖振华重工,但美国仍不断以官方质询、调查听证、立法限制等规制性手段渲染振华重工的安全威胁,推进打压手段的纵向升级,并组建由媒体、大众和企业构成的横向打压网络。美国的系列举措阻碍中美之间的产业合作与海运合作,中国在欧洲和“全球南方”的区域合作网络受到冲击,全球港口基建的政治竞争逻辑随之强化,全球港口发展与合作受阻。


期刊代号:F8
分类名称:世界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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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与技术迭代的加速,美国对华战略焦虑不断蔓延,出现了关键设备(Critical Equipment)的泛安全化。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关键设备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意义,其中,具有复合属性的港口设备成为其新关注重点。美国政府将中国企业生产的港口设备描述为可能影响美国生存的安全威胁,逐步升级限制相关中国企业在美的正常运营活动,全球知名港口装备制造商——振华重工便是典型代表。美国政府不断编织振华重工源于中国的“身份原罪”,极力渲染振华重工全方位的安全威胁,并实施一系列配套规制性举措与贸易保护手段。这种以举国之力围堵打压一个企业的行为甚为罕见,其根本意图是摆脱对华产业依赖,刺激高端装备制造业回流,进而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以港口起重机为代表的关键设备不再是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反而成为美国提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武器,被赋予诸多安全和对抗色彩。

  美国对振华重工的遏制有违企业与市场竞争的商业逻辑,已成为中美产业竞争与科技竞争中的重要内容。然而,既有文献对此情况关注不足。相较于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丰硕研究,[1]学界对于关键设备的探讨较为分散。不少学者将其视为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在关键基础设施这一大领域中研究个别关键设备,譬如有学者关注海底光缆、能源管道等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治理路径,[2]围绕芯片、半导体等领域讨论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对华打压。[3]也有一些学者对特定关键设备展开专门化研究,聚焦海底光缆对数字竞争的战略性意义,[4]追踪美国以光刻机为代表的对华靶向遏制。[5]可以看到,既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新时期美国对华关键设备打压的基础视角,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容缺憾与时效迟滞,其既未能对关键设备形成系统化研究,也未能及时关注到港口设备这一重要领域,缺乏对美国对华关键设备打压新趋向的动态追踪。

  为此,本文基于泛安全化视角,通过振华重工案透视美国政府对华港口设备打压现象,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深入理解美国关键设备的泛安全化;其次,追踪美国关键设备排华新动向,即对中国港口设备的打压;再次,详细剖析美国对振华重工实行的组合式打压政策;最后,思考美国上述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中国区域合作网络及全球港口发展与合作产生的影响。

  一、数字时代美国对华关键设备的泛安全化

  关键设备作为国家运转与安全保障的基石,其涵盖先进制造、信息通信、能源供应、交通网络、金融体系等领域,直接关联国家安全、经济命脉与社会稳定。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焦虑不断加剧,受此影响,美国对华关键设备呈现泛安全化态势。

  (一)关键设备及其战略定位

  关键设备作为设备管理领域的专有名词,特指对企业实现业务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装备或机械,其运行状态直接关联企业运营安全、产品质量水平及服务交付能力。作为企业核心资产,关键设备影响安全、法规合规、成本及运营效率,其突发故障会带来巨大风险,须通过系统性管理机制予以规避或消除。[6]相较于企业将关键设备视为影响产业收益的技术工具,国家则将其定位为关乎国家安全、经济主权与全球竞争的核心战略资产。此类装备囊括支撑能源、水利、电力、金融、通信、交通、国防等关键基础设施运行的实物装置或核心技术,对国家核心功能运转、关键基础设施运维、重要产业链稳定、战略技术体系发展及公共安全保障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其缺位会引发系统性的重大损害。

  数字时代的关键设备高度关乎国家的战略安全,呈现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嵌入性。以高端芯片、工业控制系统、通信网络设备为代表的关键设备深度嵌入国家经济、国防和社会运行,成为具有“神经系统”性质的战略基础设施支撑。一旦关键设备发生断供或停摆,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战略能力。譬如,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获取半导体、计算机、精密机床等关键设备的渠道受阻,军工能力大受冲击。二是高度垄断性。对头部企业而言,掌握垄断性的关键设备是安身立命之本,这些企业往往通过专利壁垒与技术独占牢牢把握研发自主权;对国家而言,垄断性的关键设备是迫使他国让渡利益、遏制他国崛起的外交筹码。以光刻机为例,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95%的高端光刻机市场以及100%的极紫外光刻机市场,但美国将其作为外交筹码,要求阿斯麦公司终止向中芯国际出售极紫外光刻机,[7]意图遏制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赶超。三是风险性。一方面,受由全球化分工塑造的全产业链影响,依赖特定国家或企业的关键设备会面临“卡脖子”风险;另一方面,具有高嵌入性的软件设备(如智能电网设备、港口起重机控制系统、无人控制系统等)易受黑客或勒索组织攻击。

  受上述属性影响,关键设备既能服务国家发展,也深度左右国家安全,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美国将关键设备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通过法律制度、技术壁垒与联盟协同等手段构建“小院高墙”,以遏制他国在关键设备领域的追赶能力。自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口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工具,对关键设备实施出口限制,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燃气轮机等纳入审查清单,同时推动与日本、荷兰、德国等盟友构建多边出口管制联盟,强化技术围堵合力。欧盟注重提升“供应链韧性”,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芯片法案》《5G网络安全工具箱》等推进本土化生产以降低关键设备的外部依赖。日本则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关键物项国内生产、重要技术研究开发、多维度供应链韧性与经济安保日美合作,[8]在消费电子、国防设备等多个关键设备领域建立“事前审查制度”,将补贴与安全审查紧密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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