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全球供应链霸权地位、确保科技领先优势，在实施新产业政策加速制造业回流的同时，采取“小院高墙”战略限制关键技术对外扩散，对华实体清单制裁便是其中的典型措施（丁浩员等，2024）[1]。核心技术和关键中间品断供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进口中间品质量，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余典范等，2022）[2]。此外，受实体清单影响的中国企业在库存效率、投资水平和生产绩效等方面均遭受到显著负面影响（吕琪等，2024[3]；步丹璐等，2024[4]）。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动机在于全方位遏制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进程，实体清单措施的负面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被制裁企业本身。既有研究表明，贸易限制政策的作用效果往往会外溢至其他市场、企业和产品，即引发“寒蝉效应”（Vandenbussche and Zanardi，2010）[5]。除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会受到直接的断供冲击，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也可能波及至国内的同群企业，加剧断供风险（Crosignani et al.，2024）[6]。面对实体清单引发的跨境供应链风险外溢，探究中国企业是否具备风险感知能力及应对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边界调整是企业通过改变自身经营范围、资源配置和组织结构以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手段，但需要综合考虑交易成本与经营安全。企业边界作为内部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权衡下形成的动态结果，反映了企业内部承担的价值链环节的集合，通常表现为纵向一体化水平（曹鑫等，2022）[7]。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企业决策方向正从追求成本最优转向优先保障供应链安全，以此对冲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带来的潜在风险。既有研究表明，边界调整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水平并促进企业成长，其中纵向一体化更是企业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重要途径（Argente et al.，2018[8]；陈勇兵等，2023[9]）。一方面，纵向一体化可将企业间的外部交易转化为内部协调，减少因契约不完备引发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纵向一体化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的沟通与协作，缓解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尤为关键的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纵向一体化企业能够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Wan and Sanders，2017）[10]。例如，在市场波动情况下，纵向一体化企业不仅能够获得稳定的供应保障，而且能够缓解风险传递的“牛鞭效应”，从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Liang et al.，2022）[11]。面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纵向一体化水平较高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更高的收益水平（袁淳等，2022）[12]。此外，当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更有可能进行垂直整合以确保稳定的上游投入（Ersahin et al.，2024）[13]。当前，全球经济体系持续动荡，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基本成型，中国企业面临的供应链风险不断加剧。因此，讨论风险外溢背景下企业的边界调整行为，将对既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在跨境供应链冲击后的“被动”补救措施（陈勇兵等，2023；丁浩员等，2024），而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尚未遭受冲击但面临潜在断供风险的企业群体，重点探讨此类企业在冲击发生前采取的“主动”防御策略，为构建供应链风险防范预警体系提供理论支撑。第二，既有研究侧重于考察跨境供应链冲击对企业的直接影响（Ersahin et al.，2024；余典范等，2022；赵春明等，2025[14]），而本文聚焦于美国对华实体清单引发的“寒蝉效应”，拓展关于跨境供应链风险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通过业务相似度精准识别实体清单同群企业，也为探讨跨境供应链风险外溢提供借鉴方法。第三，现有研究强调交易成本在企业边界调整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范子英和彭飞，2017[15]；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16]；袁淳等，2021[17]；曾艺等，2024[18]），而本文基于供应链风险规避视角考察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战略动机，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此外，本文深入探究断供风险外溢下企业边界调整的路径，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应对跨境供应链风险冲击提供参考方案。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跨境供应链风险外溢影响企业边界调整的动因 由于存在“寒蝉效应”，美国实体清单措施不仅对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本身造成供应链中断风险，还有可能导致风险外溢：一方面，因美国对华制裁的主要目标在于削弱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水平，该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极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制裁对象；另一方面，受美国制裁政策震慑，不仅美国供应商可能因担忧受牵连而中断与同群企业的商业合作，第三国也可能减少对中国相关产品出口，进一步加剧供应链风险的外溢。例如，Hayakawa等（2023）[19]研究发现，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导致日本对中国相关产品出口锐减。因此，对于同群企业而言，准确感知潜在的供应链风险外溢，是其调整业务边界决策的前提。 企业个体对风险及不确定性感知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其生产边界调整的差异（聂辉华等，2020）[20]。由于信息获取能力和处理能力不同，企业个体对未来风险的判断及做出的相关决策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在无法改变外部环境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基于其主观上感受到的不确定性调整投资和经营决策以适应环境变化（Bachmann et al.，2021）[21]。聂辉华等（2020）证明了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会影响其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对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以金融资产配置替代实体投资。此外，企业的经营决策也受到不确定性感知能力的影响。何超等（2023）[22]研究发现，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在个体层面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专业化或纵向一体化不仅是企业重要的生产经营决策，还与其投融资决策高度相关，因此，对不确定性感知能力的高低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