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锁与企业供应链调整  

作  者:
严兵 

作者简介:
严兵,经济学博士,教授,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E-mail:yanbing@nankai.edu.cn;吴琦琦(通讯作者),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E-mail:wuqiqi629@163.com;冼国明,经济学博士,教授,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E-mail:gmxian@nankai.edu.cn(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金融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2015-2022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名录,深入探讨了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供应链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1)为应对出口管制,众多企业采取了供应链多元化策略。虽然这种策略在短期内造成了外部供应链创新水平的下降,但同期国内供应链创新度的提升对此进行了有效弥补。(2)面对外部创新产品供给的短缺,加强自主研发成为企业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3)网络搜寻效率较高、获得较高补贴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更可能采取多元化策略,但对于专业化程度高、供应商网络中心度大的企业,高昂的转换成本可能成为其多元化策略的绊脚石。(4)出口管制的影响存在“传导效应”,会促使受管制企业的同行业竞争者、技术同群企业以及下游企业实施多元化策略。(5)相较于未直接受影响的企业,受管制企业在经营绩效上普遍受到负面影响,提升供应链效率成为缓解这一不利影响的可行途径。


期刊代号:F8
分类名称:世界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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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高科技领域发展迅速,特别是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渐攀升。2024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68%,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基于将技术竞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政策导向,美国持续强化对华出口管制体系。自2018年以来,被纳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此外,美国还利用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采取长臂管辖措施,推动其他国家协同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例如,2022年8月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其核心目标在于推动高端芯片的本土生产,促使芯片产业回流美国。该法案还特别要求接受财政补贴的厂商不得在中国新建、扩展先进制程工艺。此外,近年来国内着重发展的一些关键领域,包括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及航空装备等,也成为美国技术遏制的主要目标。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引发了一系列关键问题:出口管制究竟对中国企业供应链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冲击?供应链在应对中经历了怎样的调整与重组?其调整后的架构呈现出哪些特征?这种变革如何影响关联企业的供应链策略?又如何塑造企业的生存环境与未来发展轨迹?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焦点。

  美国出口管制使部分中国企业的供应链面临受阻甚至中断的风险。在全球化背景下,稳固供应链体系、弥补短板并提升其效能,已成为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战略。中国企业正积极探索重构路径,核心策略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稳链”,通过供应商来源多元化,尤其转向已签署贸易协定或制度相近的国家,以分散断供风险;二是“补链”,加强国内供应商布局,推动本土化替代以填补关键环节缺口;三是“强链”,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与国内供应链创新水平,增强企业长期竞争韧性。为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所带来的风险,全球供应链正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地理距离对供应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Bernard et al.,2019)。越来越多企业倾向于选择国内或地理邻近的供应商,以降低中断风险并保障生产连续性。自主研发能力的显著提升有助于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稳固并拓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彭水军和李之旭(2024)指出,不同价值链地位的企业对供应链的需求各异。一般而言,价值链地位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扩链强链”,而地位较低的企业则更倾向于“稳链保供”。本文正是从稳链、补链和强链,即供应链多元化、本土化和创新化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那些受到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企业的应对策略及其供应链重塑的特征。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的生存策略,更对增强企业供应链的韧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与出口管制相关的文献。王孝松和刘元春(2017)研究发现,出口管制会导致中国进口的减少,可能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罗长远和吴梦如(2022)发现,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的水平效应和正向的后向效应,前向效应的影响取决于企业技术水平。刘斌和李秋静(2023)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但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尽管这些文献探讨了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自美国进口和创新的影响,但对企业整体供应链策略的影响缺乏深入探究。二是影响企业供应链调整的文献。部分研究发现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钱先航和邱善运,2025)、企业的易地搬迁(包群等,2023)、特定关系投资(Aral et al.,2018)、供应链风险(Ersahin et al.,2024)、特朗普关税(丁浩员等,2024)等都会引起企业供应链的变化。刘洪愧(2022)发现,多元化的供应链有助于企业在供应链中断后迅速通过供应链调整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但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供应链断裂性冲击下企业应对策略的研究方面仍存在空白。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从供应链视角丰富了出口管制应对策略的研究。本文检验了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的中国企业的供应关系变化,量化分析了不同特征企业供应关系调整的差异。第二,揭示了供应链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复杂影响及其缓解机制。本文发现,虽然供应链调整在短期内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滑,但通过提高供应链效率,企业能够有效缓解这一不利影响。同时,从长期来看,多元化策略和本地化策略有助于自身经营绩效的恢复。这为企业平衡短期损失与长期利益提供了启示。第三,刻画了冲击在技术同群中的横向不对称性与价值链中传播的纵向不对称特征,为理解政策外溢和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新视角。

  二、政策背景、典型事实与机理分析

  (一)政策背景与典型事实

  1.美国实体清单相关背景

  实体清单是美国重要的出口管制措施。1997年,美国首次颁布了实体清单,主要为了限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实体,后逐渐扩大到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的实体。实体类型主要包括企业、研究机构、政府单位和个人。按照美国《出口管理条例》规定,只要是其产品使用了美国的技术或元器件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如果其要向受制裁企业出售产品必须要获得美国BIS的许可。这一规定不仅约束美国企业,也对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产生域外管辖效力。自1997年6月30日至2022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共把560个中国实体纳入到实体清单,其中包括111家高校与科研院所/中心、51名个人、19个政府单位和379家企业。在2018年之后,中国遭受出口管制的实体数量有一定程度的跃升,且实体清单上的中国实体占全部实体的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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