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许多学者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随着一大批学术论文和专著的问世，对之前研究工作的总结愈发具有价值。从已有文献看，黄逸平和李娟(1993)、吴景平和王征(1999)、郑起东(2008)做的综述工作最具代表性。虽然三篇文章的发表跨度长达15年，但其论述结构与研究范式基本保持了一致。从结构安排上来看，上述学者几乎都先把抗战时期的中国划分为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三大地区，然后将对应的文献填入其中。①黄逸平和李娟(1993)、吴景平和王征(1999)在分区的论述中总结了学者们关注较多且有广泛争论的问题；郑起东(2008)认为仅有分区的角度无法涵盖所有抗战时期的经济研究，因此增加了中日经济战、中外经济关系、国共经济政策比较等专题加以讨论。三篇文章皆属于大而全的研究范式，其引用的文献几乎涵盖了此前出版的所有重要史料汇编、专著和论文。这种全景式的论述让我们对相关研究有一个总体把握，但也正因如此，使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不够深入。如本文所关注的工业企业内迁等问题，在这三篇综述文章中均有所涉及，然而限于篇幅，学者们都没有就此展开更加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我们认为，将综述的范围大幅度缩小是展开深入讨论的必要前提。目前对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专题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涌现，对其进行综述有着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企业内迁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介绍民国时期学者对企业内迁的相关研究；第四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对工业内迁及其影响的研究；第五部分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范式下的研究方法和特点；最后一部分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二、企业内迁：组织过程与案例 1937年7月7日后，大量沿海的工业企业迁往后方以躲避战争。关于工业内迁过程最早的文献之一是林继庸(1942)的《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该书详细记载了民营工厂迁往内地的整个过程，包括迁移的路线、运输工具的选择以及内迁的企业数量和机料重量等等。严格说来，该书更应该算作史料而非研究。林继庸本身是民国政府关于抗战时工业内迁的重要组织者，所以《民营厂矿内迁纪略》更多的是一种记录，具备的是史料价值。然而，该书在研究方面仍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首次为全面抗战时期企业内迁划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37年8月至1937年11月、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后继的学者在研究工业内迁过程时，都或多或少以该划分方法作为参照。第二部重要著作是孙果达(1991)的《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相比《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该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对事实的描述也更加详尽；此外，该书首次梳理出内迁四川、广西、湖南等地的工业企业名录，其内容包括厂名、原设地点、内迁地点、复工日期、主要产品和备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更加细致的抗战工业内迁图景。可以说，这两部著作对抗战时期企业内迁的组织过程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概括，后续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在细节上对其进行补充，例如黄立人(1994)、魏宏运(1999)、薛毅(2005)、张守广(2012)等学者的研究在涉及民营企业和资源委员会企业内迁组织经过时，与前人的成果并无太大差别，唯一的例外是兵器工业。对于这一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工业，兵器工业内迁的组织过程与民营工业和资源委员会企业皆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管辖机构不同所致。民营企业的内迁组织由迁移委员会负责，而兵工企业则是受兵工署管辖。黄立人和张有高(1991)较早研究了兵器工业的内迁经过，发现兵工企业的内迁高潮要晚于民营企业，这主要是因为战事激烈，内迁兵工厂会减少前线的军火供应。戚厚杰和王德中(1993)、戚厚杰(2003)则对各兵工厂的迁移路线进行了更详尽的描述。如果我们只关心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最主要的脉络，那么无疑是从战前的工业中心上海到战时的工业中心重庆的空间转移，然而这并非企业内迁的全貌，一些位于东部沿海其他省份的企业也在战争爆发后完成了内迁，只不过其内迁的地点除了大后方以外还包括本省份的西部地区。张根福(1999)研究了浙江各地企业(主要包括杭州、温州、金华和永康等)迁入丽水地区(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情况；黄菊艳(2000)考察了广东省营工厂的内迁情况，发现由于产权变更、利润损失以及设备拆运困难等原因，虽经济部多次督促迁厂，但绝大多数省营企业并未及时迁出，损失惨重；游海华(2017)则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南区域，并详细介绍了浙江、广东和福建三省工厂的内迁经过。 工业内迁中的代表性企业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孙果达(1991)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刘鸿生企业、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等工业企业的内迁经过；张守广(2015)考察了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钢铁厂和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内迁经过；薛毅(2005)详细讨论了由英国福公司和河南中原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中福煤矿的内迁过程。除了专门的论文，一些传记史料也记载了典型企业的内迁经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吴蕰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宝鸡申新纺织厂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林继庸先生访问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等等。 孙果达(1991)以工矿调整委员会的成立为界，认为前期国民政府对民营工厂的内迁工作是全力以赴，后期则是多方限制、消极怠工。在内迁过程中，官僚资本还对民营工业进行了无情的掠夺，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孙果达，1985；张守广，2015)。张守广(2015)发现厂矿的内迁以国营工厂为主、民营工厂为辅，同时大型民营厂矿在内迁过程中表现被动。另外，内迁工作十分仓促，导致广东、山东、山西等地企业未能及时迁出。江满情(2009)认为民国政府的内迁政策经历了从劝导、资助到强制的转变，工厂内迁的范围也由机器五金工业扩展到纺织工业。此外，对内迁工作的评价不仅要考虑政府的组织，还应考察民营企业的迁厂态度。方显庭和顾浚泉(1941)与任扶善(1940)则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称未把沿海地区熟练的技术工人迁往内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在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工作中存在诸多失误之处，但学者们还是高度评价了参与内迁的企业家和工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内迁工厂确实为后期的抗战保留了实力(诸葛达，2001)。 三、亲历者的现状研究：政策与事实 1949年之前的学者大都直接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动荡，其研究的目的多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故这些文献大都倾向于提出如何发展国家工业的具体政策，当然，这也许和研究者们的政府背景有着一定的关联。首先是经济政策，以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1940)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战时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1)增加军需生产，提高国防能力；(2)增加出口，提高对外支付能力；(3)增加日用品生产，安定人们生活；(4)发展工矿业，奠定工业化基础。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有学者提出坚持实施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张国瑞(1939)与罗敦伟(1940)则对战时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除了纲领性政策，工业布局是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问题，这或许是战前中国经济太过注重沿海，而这些发达地区的沦陷使得抗战局面被动所致。综合已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那就是工业布局除了经济考虑，还应该有国防考虑，同时，不同工业的区位选择还应该和当地的资源禀赋相匹配(吴景超，1943；齐植璐，1943；李承三，1943；张肖梅，1945)。最后我们单独列出刘大钧的观点。作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工业建设方针主要是对重工业与轻工业、集中与分散、工业与农业、现代工业与手工业等四对矛盾的阐述分析后得出的。其见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哪怕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乃至现在)，都是我们发展工业所必须面临的课题。鉴于篇幅，仅列出刘大钧(1942)对轻重工业的观点：战后世界是以和平为主，我国也无侵略他国之心，故应以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相关的轻工业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