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历来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之一。一般认为，经世致用之学是对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疏流弊的反动，故而倡导黜虚崇实，关注治世实务，“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①。这种解释方式虽然具有理论意义，却并不足以完整揭示这一时期学术转型的整体面貌与核心关切。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本身也与明朝的政治建制与社会治理、三代以下历史制度与文化传统的检讨反思以及儒学的自我批判与经典研究范式转型等各方面紧密关涉，具有复杂的理论内涵与历史面貌，故而对于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的兴起还须从更广阔的视野与更具体的层面展开研究。 明代的白银货币化②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重大变革性事件。自明中叶以降，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大量海外白银涌入，白银逐渐取代宝钞与铜钱，成为中晚明社会经济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明朝官方在财税结构、赋役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更是促成了白银化的完成，进而引发晚明中国各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对于白银货币化，海内外经济史学者大多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不仅是中国融入初步形成的世界市场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起点③。然而，与现代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是，亲身经历这一历史进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却呈现出强烈的对于白银货币的批判性倾向，主张“贱银”甚至“废银”。这种主张已然形成一股贯穿明末清初百余年历史的思潮，并几乎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共识。同时，该思潮也与明清之际掀起的经世致用学风交织，组成了思想家全面反思国家社会各项制度结构并设计新的制度文明方案的重要部分。以往对于明清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领域，对于经济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明清之际“废银”思潮切入，以儒家经世致用的逻辑视阈，探讨这一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思想脉络与现实根源，试图重新对其予以反思和评估，并希冀拓展对于明清之际儒学经世致用学术的认识与研究。 一、废银行钱：中晚明白银货币批判思潮的演化脉络 明代的货币形态繁多复杂，其中流通范围最广、占据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主要货币地位并且由国家发行或获得国家承认的法定货币形态主要有三种：大明宝钞、铜钱、白银。明初，朝廷以国家意志发行大明宝钞，严禁民间金银物货交易，试图以政治强制力建立起覆盖全国范围的货币制度。但明朝政府并未为宝钞设立准备金，且宝钞作为一种单向度的可兑换货币④在施行过程中滥发过度，贬值严重⑤，政府虽以法令权威强力支撑，但大明宝钞信用崩溃最后退出流通市场的趋势已然不可避免。铜钱虽一度为明朝国家的法定货币，但因其币材粗劣、不利转输、钱制混杂等方面的局限无法承担国家与社会主要货币的职能。国家法定货币政策的失败导致民间计价体系混乱，布、米、帛等实物以及贵金属金、银都被使用作为交易的中介以弥补市场货币的不足。自明中叶成化、弘治以降，白银以其自身优势逐渐成为交易流通的主要货币⑥，对此王世贞评述道：“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豪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浥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⑦至隆庆元年(1567)，穆宗颁布诏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解除货物交易中的白银禁令，这也标志着白银最终获得官方认可成为法定货币。 明代中后期，社会主要流通货币和国家法定货币逐渐实现由大明宝钞向白银的转变，货币形态的交替引发了国家与社会诸多领域的激烈变动。面对宝钞崩坏、白银崛起以及白银货币化所带来的诸多后果，迫使时人不得不对这一新的时代课题予以思考与回应，众多货币改革主张相继出炉，主要聚焦于白银地位的界定与钱法的整顿，最终汇集成一股“轻银”“贱银”乃至“废银”的思想潮流⑧。 成、弘之际的名臣丘浚(1421-1495)是明代系统思考并积极应对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并设计了一套“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而以白银为本位的复合型货币体系，即“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然而丘浚的主张并非以白银取代传统货币，而是为了应时制变：“制事之宜，以为民之利。因时立法，随时以处中。”在他的设计中，不仅主张以严法固定银、钞、钱之间的兑换比价，而且对白银的成色和使用范围也有所限制：“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即便设计了一套以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丘浚也依然认为行钱才是根本：“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与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银出于天，布帛成于人。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⑨ 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白银货币化程度的持续深化与财税赋役白银化改革的全面铺开，朝野内外却兴起了一股反对用银的思潮，主张放弃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与钱法举措相配合将白银排除出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流通领域。针对当时明朝的财政困境，谭纶(1520-1577)在其理财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制钱贱银”的货币主张，以铜钱的充分有效使用替代白银的地位，进而促成百姓在经济活动中对于物质财富的创造⑩。与谭纶同时代的靳学颜(？-1571)也有类似主张，靳氏从货币充当交易媒介的职能出发，认为白银、铜钱甚至海贝都只是一种货币符号，其作为货币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但白银的使用将导致财富占有的不均衡，豪右富室大量囤积白银，一方面减少了市场上白银通货的数量，贫富分化加剧，另一方面则使国家丧失了货币控制的主导权和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支配权，故而他亦主张整顿钱法改变这一现状：“夫用钱则民生日裕，铸钱则国用益饶……‘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天下……此经国足用之一大政也。”可见靳学颜希望通过由国家垄断统一铸造发行铜钱取代白银的主币地位，以此将铸币权从市场收归国有，从而实现对财富流动的宏观调控，达成“经国足用”的目标(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