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的时空轨迹

作  者:

作者简介:
樊如森,男,1966年生,山东郓城人,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亚太海洋经济史等;赵佳文,男,1994年生,陕西宝鸡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历史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的构筑不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短期经济行为,而是贯穿“大陆政策”不断扩张的漫长殖民过程。这种殖民形态的金融秩序通过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建立,它以日系“特殊银行”和傀儡政权银行为主导,占据了日本内外的广阔地域,既植根于实体货币体系之中,又交织在“特别圆”虚体划汇货币的日元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之内,既有制度的霸凌,又有空间的差异。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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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商品倾销与货币金融等手段在世界各地殖民掠夺,妄图畸形滋养帝国霸权的经济根基。①正如英美崛起离不开英镑、美元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日本对外扩张也充斥着日元霸权的痕迹。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配合“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日本加速了东亚殖民金融圈,即日元价值货币体系的构筑,企图巩固在亚太的殖民扩张成果,拼凑抗衡英美列强的经济基础。

  有关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的探索,目前已有不少高质量成果。日本学者的代表著作包括白鸟圭志对横滨正金银行与日本海外扩张关系的探析②;山本有造对近代日本海外经济扩张和军事侵略过程的细部考察③;金子文夫、菊池道男、柴田善雅等人也从企业史、经济史角度对近代日本主要银行在不同时期投资区域和资金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④。中国学者则主要剖析近代日本对东亚占领区金融侵略的过程,如毕世鸿考察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政策方针、组织体系、方法手段和实施效果⑤;燕红忠剖析了日本1906年后对华实施货币战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扩大侵略权益的罪行⑥;燕红忠、许晨《日本不同殖民集团对我国东北货币本位政策之争(1906-1933)》一文⑦,梳理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货币争夺和中日金融对抗过程。姚锦祥《货币秩序与日本殖民体系的扩展——“大东亚金融圈”的再审视》一文⑧考察了近代日本的满蒙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以及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演变的关键环节和考量。王萌《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一书揭示了日本在中国实施货币战的主要政策、制度多元性和延续性,剖析了日元金融圈的建立过程,揭示其中日资对军政系统的互动配合细节。⑨所有这些成果都为系统考察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和东亚经济格局的演变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和日元价值体系扩张历时长、所涉地域广、币种多样,由此可进行更深入的时空变迁研究和系统性阐释。本文引入金融地理、圈层结构视角,试图厘清近代日本在明治以降一系列对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通过在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以“特别圆”编织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建构东亚殖民金融秩序、对抗英美同盟、建成“大东亚共荣圈”而最终溃败的时空轨迹。

  一、日本东亚殖民体系的时空进程与金融扩张概况

  近代日本的东亚殖民金融圈构建与“大东亚共荣圈”侵略规划一脉相承,是其“大陆政策”逐步落实的结果,旨在使日本摆脱闭关锁国的状态,通过不断对外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构建以日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

  该时空历程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殖民者马休·佩里主导“黑船来航事件”后,日本在美、俄、英、法等国逼迫下开放箱馆、下田、长崎、新潟、兵库、大阪、横滨、江户等多个通商口岸,给予殖民者自由贸易、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居留地居住等特权⑩,这标志着日本半殖民地化的开端。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日本要求赔款割地并趁机侵占朝鲜;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国并夺取了中国南满铁路、关东州租借地和库页岛南部领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已逐步蚕食欧洲列强的在华势力范围,成为主导东北亚贸易和投资的新兴殖民强权。(11)

  近代日本崛起既受清朝国力衰落和英国支持等外部因素影响,也得益于其内部精英践行的“大陆政策”。该扩张方针从幕府末期到20世纪逐步形成,包含本多利明的“四大急务”、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以及田中义一《对满积极政策》,最终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全面实施,吞并满洲、扩大侵华,向东南亚推进。与“大陆政策”配套的日元价值货币体系贯穿始终,通过对殖民地的投资、掠夺实现资源控制与资本积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早期仍以国内汇兑为主,随着东京、神户、横滨、大津、敦贺等通商口岸工商业发展,旧有金融体系难以满足国际贸易新需求,现代金融机构逐步建立。(12)侵占朝鲜、中国东北等地后,日本在当地大力推行统制经济,将伪满洲国变为战争后勤基地,并通过《经济建设纲要》全面控制其工矿、农业和交通、金融等领域。

  在空间序列上,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其配套的东亚殖民金融圈范围,随国际局势和自身兵锋所指不断演化。日本以1876年《江华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等迫使朝鲜沦为保护国,后通过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将其完全殖民化;同时在中国台湾、“关东州租借地”和东北地区设立殖民统治体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一步扩大侵略版图,妄图建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关系”为根本的“东亚新秩序”。1940年后实施“南进战略”,宣称“确立以日满华为中心、有南洋加入的大东亚共荣圈”,并通过“大东亚经济圈”控制东亚各地资源,即“联合日满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缅甸及荷属印度,结成东亚经济联盟,将来吸收菲律宾及大洋洲”(13)。

  在时间序列上,日本通过海外军事侵略同步推进经济和金融扩张。早在经营关东州租界地和南满铁路时,日本就开展产业和金融投资。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推动“日满融合”统制经济,通过《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统制工矿、农业、交通、金融、商业等领域,构建符合“日满一体”战略的经济圈层,掌控中国边疆经济命脉和金融主导权。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日本虽已侵占了北起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南到中国东部沿海和台湾岛在内的大片土地,但为攫取更急需的橡胶、石油、有色金属等资源以维持战争潜力,转而觊觎东南亚地区,并在与美国外交破裂遭禁运后加速入侵。这些都反映出了日本军事扩张与经济金融控制的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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