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商品流通路径和规模探索港口与腹地经济联系，关注区域内经济互动和腹地演变，不仅是考察中国近代区域经济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性的关键取径。以往研究近代区域经济的商品流通多基于海关数据，探讨口岸城市通过进出口贸易被动卷入国际市场的过程，论述港口与腹地的经济互动，以及区域经济的变迁，进而建构了相应的理论。①海关数据翔实记录了以进出口为主的商品贸易，但对工业原料与制成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没有路径的区分和完整系统的统计，因此难以了解区域内商品流通规模的全貌。对于近代区域经济的研究，需要探讨市场经济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延伸，探讨经过不同种类商品的叠加、新旧杂糅的经营方式和运输工具传导后，对外部冲击主动或被动的整合过程。这些问题，需要从商品的流通路径和总体规模中寻求线索与答案，进而阐释区域经济联系和区域范围的变化。 常关是明清政府设立的税收机构，既往对清代以后常关的制度设定、市场管理和与区域经济关系等方面多有深入的研究。②20世纪以后，沿海地区常关被海关兼管，天津常关有了制度和职责上的变化，并对商品流通路径和规模进行了分析和估算。这些情况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1902年至1928年的天津常关贸易报告，为研究区域经济联系提供了新的数据，对了解北方商品流通模式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20世纪后天津海关和常关贸易报告，分析天津与腹地的商品流通路径和规模，解释腹地的变化，以期为探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支持。 一、20世纪后天津常关的制度变化与税收 津海关开设之前，天津设有户部关(钞关)和工部关(工关)，对过往商品征税。一般将钞关称为“大关”，工关称为“小关”，统称为常关。此外还有对从东北由海入河货物征收税费的海关(旧海关)。清初，天津附近有河西务关，康熙元年(1662)移设天津，更名为天津关。天津常关下设12个税口，分布在天津城内及周边地区，并在东马头、西马头等7处设役巡查。③常关依据雍正时期的《户部则例》对过往货物按值征税，主要征收船料税和商税，船料按梁头丈尺征税，商税根据过往货物的产地和运输渠道从量征收；④工关则以竹木尺寸确定税额。清代中叶，随着天津集散能力的增强，往来商品的种类和规模皆有扩大，天津常关的税收也持续增加。康熙二十五年天津常关向户部交纳的定额为4万余两，天津与腹地商品流通规模扩大后，常关税在定额之外出现了盈余。康熙末年，天津常关每年向内务府交纳2.4万余两的额外盈余，其实征税额已经达到7万余两；⑤乾隆年间一直维持在10万两左右，多时超过12万两；道光年间天津常关关税降至9万余两。此外，康熙中叶开放海禁后，天津设海关征税，康熙二十五年仅收银512两，雍正五年(1727)达到3000余两，乾隆中叶后此项税收大幅增加，为1.8万—2.3万两，嘉道年间(1796-1850)天津海税实征税额不断上升，收银在4万—6万两之间。清代中期，天津常关的关税和海税年均实征税额13.6万两。⑥1861年天津开埠通商后设立津海关，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子口税，常关税收减少。1892年实际交纳银6.6万两，加上减征漕船税(准免1/5)的2.8万两，当年合计征税9.3925万两。⑦光绪二十一年(1895)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折分析其原因：一是“轮船盛行，帆船减少，商贾避险就易，往来货物皆改装轮船，在新关报纳”；二是子口税侵占了常关税，“内地货税无征，自光绪八年添设子口单以来，商人贩运洋货土货出入内地，率皆报完子口半税，冀免沿途税厘，故近年子口税一项，已征至十一、二万”。⑧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距各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常关改由海关兼管，其征收税款作为抵还赔款的税源之一。于是，清廷将津海、东海、牛庄、九江、芜湖、江海、浙海、闽海、粤海等9个常关划为海关税务司兼管，税务司于11月颁布了《常关管理通则》。天津常关有一定特殊性：第一，被兼管的时间最早，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常关即被其兼管；第二，被兼管的分关和分卡最多，共有19个；第三，在所有被兼管的常关中税收最多，20世纪以后天津常关的税收超出被兼管的其他常关数倍至十几倍，1903-1910年天津常关税收占全国常关每年税收总额比重1/4—1/3。⑨天津常关“所征税课统由税务司经收，移道存储，备拨赔款要需”，其中的常关经费、北洋大臣及关道署常年办公费以及洋务和商务各费等，各占约10%，仍按照旧例“在常关税课项下开支”。⑩ 1900年后天津常关税收不断增加，究其原因，是津海关兼管后的调查与整顿。第一，明确常关的职责：管理天津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包括陆路和内河船运的商品流通，以及沿袭旧习，管理出入大沽和北塘地区海上帆船的贸易。这种管理主要是通过征税体现的。对于进口的洋货，持有子口税单运往内地的洋货，常关要查验税单；未持有子口税单运往内地的洋货，常关要征收商品流通税。对于土货，由内地运来的供出口的皮毛等，常关根据洋行等发给的三联单代津海关收税，其税款定期转拨津海关；从内地运到天津的其他土货，则由常关征收商品流通税。也就是说，运往内地的洋货，有的要在常关查验税单，有的要交纳常关税；运到天津的土货，须在常关交税。第二，建立常关的规章制度。海关税务司调查后认为，“天津钞关之管理与中国其他钞关大同小异，即解往部库与藩库之饷数为数无几；成文之规章未之有也，而咸存于书办脑中；是以完纳税项止私相交易耳”。(11)即常关并没有履行原有的规章制度，系由“内部掌握，外人不得与闻”，征税系统“惟惯例是从，商民到关纳税仅私相交易而已”。(12)于是，海关对常关税则删繁就简，停办工关税和原由常关征收的海口税，剔除一些烦琐苛刻的附加税，废止各种手续费；规定新的征收办法，税率按海关进出口税则5%的一半征收，即按货物价值的2.5%征税，基本统一了税收标准，并建立了相应的会计和统计制度。第三，强化了组织机构。针对知情人所称的“有不下1万人恃其与天津旧关相涉，至少谋得部分生计，尚有几百人于钞关经营所得中享有继承权”等弊端，(13)海关一方面派海关洋员到常关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缩减洋关的旧管理人员。1906年天津常关总局的业务报告显示，至该年底领薪俸的总局和分局职员中，副税务司、帮办、外班总巡和员司等洋员16名，襄办、总供事、通事、书办和文案、听差、巡捕、巡艇水手、杂役等中国职员206名，总计222名；(14)同时制定了惩治纪律，以矫治受贿、诛求积弊；此外还花费4万银两为常关设立新局和税卡，“设卡地点尽量远离城厢，以防河道与运河(贸易干道)交通阻塞”。(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