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大国竞争加剧与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目标的历史性交汇，对培育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形态提出新要求。资本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本身便存在着突破资本逻辑固有矛盾、发展“资本文明面”的潜在可能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发展耐心资本”[2]，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3]。可见，耐心资本的发展与壮大已成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的重要着力点。发展耐心资本作为中国对资本治理范式的创新性探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时间压缩”与“空间剥夺”逻辑的双重修正。这也使耐心资本超越了哈维语境下作为危机转嫁工具的时空修复模式，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时空治理机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目标的引领下，本文旨在揭示耐心资本作为资本形态在时空维度上的辩证重构、对资本主义时空修复机制的超越，为中国突破“资本短视性”与“空间极化”陷阱、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新型资本治理模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学理依据。 一、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及其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中走向自我爆裂的客观历史趋势，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生产能力闲置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剩余商品难以出售”[4]73的深刻危机，金融化浪潮通过债务扩张、产业链重组与虚拟经济膨胀等路径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资本逻辑主导的时空修复机制虽能暂时缓解系统危机，却导致劳资矛盾、南北差距和生态危机持续深化。这种危机形态与修复方式的演化，使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经典论断在21世纪获得了新的历史注解。然而，对于为何“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和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4]72，大卫·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和方法。概言之，在资本主义时空修复进程中，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未根本消解，而是以资本增殖无限性与时空承载有限性对立的形式升级再现。 (一)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及核心内容 大卫·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是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危机理论的延续与继承，更具体地说，是对利润率趋于下降并导致过度积累危机这一逻辑的延续性阐释。这种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接踵而至的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为形式)和劳动盈余，并且没有任何有效的方式可以将它们在盈利的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缺少盈利机会，此时最关键的经济问题(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相比)就是资本问题。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就必须寻找新的盈利方式以吸收这些盈余。[4]73因此，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认为，特定地域系统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和资本盈余。这种盈余可能通过以下方式被吸收：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进行空间转移；第三种方式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前两种方式结合起来。[4]89-90 在上述三种修复方式中，第一种修复方式就是资本的时间修复。资本流通脱离了直接的生产与消费领域(初级循环)，进入长期投资领域——有可能进入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所构成的二级循环，也有可能进入社会支出、科研与开发构成的三级循环。其中，资本的二级循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二是消费基金。二级循环在区域性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确实能够吸收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作为长期投资进入三级循环的资本同样也被投向两个不同领域，即直接以生产为导向的科研与开发或技能培训，以及用于改善人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级循环经常会吸收掉巨额资本。 被吸收到二级和三级循环之中的资本有助于未来生产力的发展，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具有生产价值。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在科研与开发领域的投资，或更加有效的运输和通信系统，并以此拓展资本进一步积累的路径。如果各级循环运转顺畅，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将最终流回资本的初级循环，尽管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到时可能需要新一轮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循环。然而，资本是否被吸收到二级和三级循环、如何被吸收到二级和三级循环，以及各级循环能否顺畅运行，都取决于财政部门等国家机构在调节资本在各级循环流动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国家在资本的无限积累和过度积累中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只有国家才是政治实体和政治有机体，只有国家才能最有效地架构制度安排，以及具有操纵资本积累的分子化力量。[4]108如果国家机构引导过剩资本投向以未来发展为导向的项目，那么经济将会重新恢复生机。如果国家机构在社会改良方面的支出被证明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将会在以后推进更有效率的资本积累方式)，那么虚拟价值将会得到补偿(或者是直接通过债务偿还，或者是间接通过诸如高额报税来还清国债的方式)。即使这种尝试性的第一波投资经常会陷入破产，利润也会留给那些以最低价格购买这些贬值资产的人，从而为资本积累创建一个全新的基础。[4]8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