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促进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贝洛法托、贝斯法米耶,2018;詹森,2022)。然而,广泛存在的逃税行为不仅导致了公共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还引发了要素资源错配、收入分配恶化等经济后果(巴拉福塔斯等,2015;阿尔斯塔塞特等,2019)①。在第四次工业浪潮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纳税人通过隐藏真实交易信息以不缴或少缴税款的行为更加容易发生(张乾等,2022;冯晨等,2024)。如何快速、准确获取并利用经济活动中的真实涉税信息,缓解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成为税收征管改革面临的新挑战(波梅兰茨,2015;范子英等,2022;孙鲲鹏、石丽娜,2022)。 追本溯源,税收制度决定了税收征管,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提高税收征管效能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波梅兰茨,2015;纳里托米,2019;瓦西姆,2022;张克中等,2020)。基于巧妙的双重机制设计,代扣代缴制度在所得税遵从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格奇、杜舍克,2021):一方面基于“信息报告”机制,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企业报告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信息与涉及企业经营生产情况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信息进行比对,及时发现纳税异常,使企业和员工个人的逃税行为更加困难(克莱文等,2016);另一方面基于“源泉扣缴”机制,企业在支付工资、劳务报酬等个人所得时直接扣缴个人所得税税款,而不是由个人申报纳税,这种从收入源头扣缴的征缴方式有助于减少企业和个人进行纳税合谋的操作空间(博宁,2018)。目前已有一些文献针对代扣代缴制度及其作用机制展开了研究(斯莱姆罗德、韦拉尤丹,2018;巴格奇、杜舍克,2021;瓦西姆,2022),但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代扣代缴制度设计对提升企业和个人纳税遵从的因果效应。 尽管代扣代缴制度主要通过“源泉扣缴”和“信息报告”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纳税遵从,但中国的一系列财税制度改革曾经导致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在部分企业中失效。具体而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央企和外企的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分别由国家税务系统(以下简称国税局)和地方税务系统(以下简称地税局)征收;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进一步规定,2002年之后成立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局征收,个人所得税仍由地税局征收。由此,对于央企、外企以及2002年以后成立的地方企业而言,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难以奏效——国税局无法通过交叉核验的方式审查企业是否虚增工资薪金进行税前抵扣以避税;地税局也无法利用企业工资薪金信息核查企业是否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 为了破除所得税管理的“信息孤岛”困境,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发布并实施了《关于加强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与企业的工资费用支出比对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59号,以下简称两税信息比对)。该通知要求:各地国税局应于每年7月底前,将所辖企业的所得税中工资费用支出相关信息传递给同级地税局;地税局据此与个人所得税申报的工资薪金所得信息进行比对分析,并对数据异常的企业展开稽查;随后,地税局应于每年11月底前,将比对结果及使用效果反馈给同级国税局。两税信息比对政策有效打破了因国地税分管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而形成的信息壁垒,使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得以重新发挥作用,从而为识别该机制对企业和个人纳税遵从的因果效应提供了良好的识别条件②。 基于此,本文将两税信息比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纳税遵从行为。研究表明,两税信息比对完善了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显著提升了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使处理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平均提高了1.06%,并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减少企业虚增工资行为是两税信息比对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的主要渠道。并且,两税信息比对政策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初始纳税遵从更高的企业,民营企业和初始纳税遵从更低的企业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对于社保缴费由经办机构征收的企业,税务机关掌握其财务信息更少,两税信息比对政策对该部分企业逃税的治理效果更加明显。除此之外,该政策对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抑制逃税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两税信息比对不仅有效抑制了企业的所得税逃税行为,还有助于提升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水平。 相比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从“信息报告”机制的视角,考察了中国代扣代缴制度完善的经济后果。代扣代缴的制度设计被广泛地用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多个税种的征缴,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注意到了代扣代缴制度的“源泉扣缴”设计如何影响纳税人的遵从(布罗克迈耶、埃尔南德斯,2016;瓦西姆,2022;加里加、托塔罗洛,2024)。但相比于实务界,学术界对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的关注存在明显滞后③,使用基于中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事实上,“信息报告”机制会产生更广泛的治税效应,不仅会使得代扣代缴税种的纳税遵从提升,还可能会通过税种间的信息流间接提升其他税种的纳税遵从。本文利用两税信息比对政策恢复了我国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信息报告”机制的政策契机,巧妙识别了该机制设计对企业和纳税遵从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税收制度设计与企业纳税遵从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