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经济思想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是引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已成为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专篇阐述了《发展数字经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并高屋建瓴地指出，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① 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②数字中国建设在2024年进入了全面提质提速的新阶段。一是2024年我国的智能算力规模达725.3百亿亿次/秒，同比增长74.1%，③为大模型训练与智能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二是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达2.49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7.7%，④展现出新技术在大众层面的快速普及；三是2024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3.8万亿元，⑤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四是2024年我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达到92190亿元，同比增长11.0%，⑥凸显数字产业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只“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看路”，不能仅仅依赖速度和规模，而应在战略方向和制度框架上保持科学性与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中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还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⑦要推动数字经济实现健康发展，其着眼点可从以下“三个有利于”加以理解：一是“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促进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市场主体的跨界融合，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兼具创新性、渗透性和广覆盖性，既是新的增长引擎，也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新动能；三是“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只有抓住机遇、抢占制高点，才能在未来发展中掌握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数字经济的系统论述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发展战略高度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思路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以及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七个维度，系统擘画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路径。这高度契合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质上揭示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七个关系”。(1)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际上是要正确把握基础研发与关键技术之间的关系，以科技自立自强支撑数字经济根基；(2)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对硬件与软件关系的精准定位，要求软硬兼备、相互支撑；(3)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突出了虚拟与实体的辩证统一，避免“脱实向虚”，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产业升级；(4)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揭示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互动关系，要求技术成果能够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竞争优势；(5)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强调的是促进发展与监管规范的关系，避免无序扩张与垄断风险，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6)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短期规范与长期治理的互动关系，强调治理制度的长期前瞻性与灵活性要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7)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凸显了国内发展与国际治理的关系，要求在推动本土数字产业壮大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可以看出，这“七个关系”涵盖了技术、产业、制度、治理与国际合作的全链条，体现了战略顶层设计上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它不仅回应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也为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的有机协同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在处理好这七个关系的前提下，数字经济才能在健康轨道上行稳致远，进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财税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⑧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财税对于推动其在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除了在关于数字经济的系统论述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⑨也在改革方略、城镇化工作、乡村振兴工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多个篇章中对财税政策和相关改革进行了阐述，其中不少内容同样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共同构成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内涵。 从理论层面看，着眼于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七个维度的要求和需要处理好的关系，财税的相关职能和作用天然契合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是妥善落实和处理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七个维度要求和关系的关键抓手。(1)数字经济的技术依赖性强，在基础研发与核心技术的关系上，财税政策既注重巩固对长期基础研究的投入，又强调集中力量突破关键环节，从而能够缓解市场机制下对具有正外部性的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也能从结构上保障基础科研与关键技术攻关的协调统一。(2)数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新型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在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上，财税政策可统筹推进两大领域的发展，确保基础设施与软件能力相互支撑，形成数字经济的双轮驱动。(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在虚拟经济与实体产业的关系上，财税可引导数字化要素深度嵌入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促进虚实融合与共生发展。(4)数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技术的产业转化，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关系上，财税可推动科技成果顺畅转化，强调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促进前沿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5)在促进发展与规范监管的关系上，财税兼顾激励与约束，既能推动产业成长，又能通过强化税收征管等手段推动其有序运行。(6)在短期规范与长期治理的关系上，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可强化制度供给与政策协同，使治理体系的前瞻性与实践的多样性形成良性互动。(7)在国内发展与国际治理的关系上，财税在支持国内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税收治理改革的重要方面。 总之，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意义重大，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的相关实践在全球来看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七个方面的重要指示为统领，结合近年来我国财税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的实践探索，梳理并提炼依托财税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旨在为完善财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行稳致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