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产业链重构，我国积极实施扩大进口政策和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主动扩大进口，促进国内供给体系质量提升，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进一步扩大进口为抓手，推动外贸领域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在外部形势与内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进口贸易实现了从“调剂余缺”到“主动优化”的结构性转变，这使得国内制造业面临的进口竞争不断加强。根据海关总署2023年度报告，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额在2018-2022年间保持4.7%的年均增长率，其中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资本品进口占比较2018年提升至38.6%。 制造业进口竞争在重塑企业生产边界和产业竞争格局的同时，还可能通过就业结构、消费升级和资产价格等路径，深刻影响微观家庭的经济决策。负债是家庭经济决策中的核心变量，适度的家庭负债能够通过平滑消费和促进财富增长等方式提升家庭福利，但过度负债可能会加剧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甚至可能演变为全局性金融危机（Reinhart and Rogoff，2009；Mian et al.，2017；朱太辉，2019；Mian et al.，2020）。在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背景下，我国家庭部门负债经历了快速攀升，这一现象在制造业密集地区尤为突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2023年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从49%大幅上升至72.4%。在制造业更易受进口竞争影响的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家庭杠杆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制造业进口竞争与家庭负债的同步攀升现象，引发了对二者内在关系的深入思考。具体而言，制造业进口竞争如何影响家庭负债行为？其作用机制为何？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群体异质性特征？系统解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评估进口扩大政策的综合效应，为应对外部贸易冲击提供决策参考，也有助于完善开放经济条件下家庭债务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制造业进口竞争的微观影响，但仍不足以对上述问题提供充分解释。第一，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冲击对家庭财务决策的影响。少数聚焦进口竞争与家庭负债的研究（Barrot et al.，2022），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发现进口竞争会通过“就业萎缩→收入下降→被动负债”路径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这也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然而，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实践表明，人为降低进口竞争反而会推高通胀并损害家庭福利（Cavallo et al.，2021；Rodríguez-Clare et al.，2025）。此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也难以直接推广至中国情境。相比之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更具弹性，产业转型升级空间更大，且居民储蓄率较高，这些结构性差异可能使进口竞争对家庭产生“收入增长→主动负债”的新机制（Brandt et al.，2012；Brandt et al.，2017；何冰和周申，2019；杨岚等，2023）。第二，关于我国进口竞争的既往研究大多集中在供给层面，重点考察企业的生产经营与产业结构调整（李春顶等，2021；诸竹君和王芳，2022；魏浩和封起扬帆，2024；王静等，2025），而来自家庭层面的经验证据相对不足。作为最终消费主体和劳动力供给者，家庭部门的财务决策直接影响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因此，从家庭需求侧视角剖析制造业进口竞争的微观影响，对于全面把握贸易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将制造业进口竞争与家庭负债行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理论路径与异质性影响，并据此为应对美国大幅加征关税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维护家庭金融稳定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本文的边际贡献为四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将家庭负债行为细分为负债参与、负债规模和负债类型三个维度，揭示了制造业进口竞争主要通过投资性负债（住房负债和工商经营性负债）驱动家庭负债增长，而非消费性负债。这一发现为理解贸易冲击下家庭财务决策的复杂性提供了新视角。第二，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中国情境下“积极收入预期驱动型”负债扩张路径，即制造业进口竞争通过改善就业、提升工资水平和促进创业活动，形成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推动家庭主动增加负债。这一机制与发达国家情境下的“收入恶化驱动型”的被动负债扩张形成鲜明对比，丰富了贸易自由化微观效应的理论内涵。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高技术属性（如OECD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进口竞争对家庭负债的促进作用更强，印证了“进口竞争→产业升级-收入提升”的良性互动机制。同时，高财富家庭在进口竞争下倾向于过度配置住房负债，加剧债务结构失衡，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政策提供了重要靶点。第四，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住房负债并促进工商经营性负债，从而优化家庭债务结构。这为协调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双重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家庭负债行为研究是理解家庭金融稳定状况、消费与投资平衡情况的重要方面。现有文献基于资产价格渠道、信贷约束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等经典理论框架，系统阐述了家庭负债的形成机理（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Mian and Sufi，2011；Chen and Wen，2017）。随着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学者们从家庭的人口学特征、风险偏好、金融素养、数字普惠金融等视角，进一步拓展家庭负债行为的影响因素（吴卫星等，2018；李波和朱太辉，2020；阮健弘等，2020；张栋浩和王栋，2022；张中祥和胡雅慧，2024）。尽管现有研究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家庭负债理论体系，但未能充分纳入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冲击的影响。这一研究缺口在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与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尤为凸显。 尽管直接探讨制造业进口竞争对家庭负债行为影响的研究相对有限，但关于贸易自由化或特定贸易冲击（如“中国冲击”、进口竞争）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线索。首先，制造业进口竞争可能通过要素渠道改变相关行业从业家庭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其投融资行为。同时，这种冲击还可能对间接相关行业从业家庭产生溢出效应。该领域的研究结论尚存较大分歧：其一，支持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普遍肯定进口自由化的积极作用，认为制造业进口竞争通过降低中间品价格、提升技术溢出与生产效率等途径，增加高附加值行业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和促进创业（Liu and Qiu，2016；魏浩和连慧君，2020；许家云，2020；李春顶等，2021；诸竹君和王芳，2022）。其二，大量关于“中国冲击”的研究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挤占了国内市场份额，导致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下降（Autor et al.，2013；Acemoglu et al.，2016；Pierce and Schott，2016；Dix-Carneiro and Kovak，2017）。Barrot et al.（2022）在此基础上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提升了美国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原因在于进口竞争导致的负向收入冲击（就业和工资损失）削弱了家庭偿债能力，迫使其通过抵押贷款提取住房净值以维持消费。其三，亦有研究强调，制造业进口竞争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弹性、工资刚性、产业升级空间、政策导向以及人力资本禀赋等因素（Bloom et al.，2016；Wang et al.，2018；Bloom et al.，2024）。如Bloom et al.（2024）指出，制造业进口竞争促进了劳动力再配置，如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周茂等（2016）、魏浩和封起扬帆（2024）指出，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有助于缓解制造业进口竞争对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的就业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