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业（Entrepreneurship）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周文义和陶一桃，2023；曹希广和邓敏，2024），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不仅对经济发展活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焦豪等，2023），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创业活动还可以促进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的开拓以及创新型经济的增长（陈刚，2015）。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提出，要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这一强调更加凸显了创业尤其是高质量创业在中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性。然而，创业并非易事，创业活动常伴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白俊红等，2022；张路等，2023；曹希广和邓敏，2024），使创业者望而却步。因此，如何有效激发企业家的创业倾向，以提升市场活力和创业积极性，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 自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勇等，2024）。但贸易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Kellenberg（2012）指出，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另一传输渠道是发达国家将固体废料产品直接出口至环境监管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污染转移。这种污染转移现象在中国尤其突出，例如，2016年中国进口了全球废塑料总量的56%（Brooks等，2018），成为全球最大的固体废料接收国。虽然这些进口废料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原料严重短缺的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宝贵的原材料（Guo等，2023），但已有证据证明其给环境带来了负外部性（Manzoor等，2020；Shi和Zhang，2023；Guo等，2023；Unfried和Wang，2024）。这种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内在冲突表明，环境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需要考虑贸易因素（Copeland，1994）。面对由进口固体废弃物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应对，包括2018年的禁止进口废塑料政策①。这一针对废塑料跨界贸易的环境规制通过禁止废塑料等资源性固体废物的进口，阻断了高污染原材料流入企业，旨在在原材料供给层面构成重大干预，以此促进国内固体废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利用，从而改善环境质量。这类规制与常见的针对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排污权交易、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境政策具有明显区别，后者侧重于通过市场激励手段与末端治理实现污染减排，但企业可采取相应手段进行规避，如排放数据造假、购买超额排污配额等。相比之下，禁止进口废塑料这一环境政策更具刚性和约束性，其直接从源头上切断废塑料的流入，企业无法再以较低成本获取进口原材料（Song等，2023），只能转向国内市场或开发替代原料，进而提高环境质量。然而，进口禁令作为贸易侧的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Shi和Zhang，2023；Guo等，2023；Unfried和Wang，2024），也可能对中国的塑料产业链及相关创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李硕等，2022）。一方面，进口禁令可能会增加上下游企业的经营成本，放大不确定性，影响创业的门槛；另一方面，它也是推动经济转型、提供新创业领域的契机，可能激励更有实力的优质企业进入市场，促使高质量创业活动的发生。因此，进口禁令这一贸易侧的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创业的“量”和“质”值得深入探讨。 根据创业管理理论，创业代指创建新企业的过程，在创业企业发展成为成熟企业之前，创业一直在进行着。企业成熟之后，若因产品、市场或管理问题而陷入困境，则需要进行再创业使其重焕生机（张东生和刘健钧，2000）。创业素有狭义创业和广义创业之分，狭义创业指从零开始创建新企业的过程，广义创业在狭义创业的基础上，也包括从一个有问题的老企业创建出一个重焕生机的企业（张东生和刘健钧，2000）。学术界针对创业的研究，也大多是以狭义创业来界定创业，即将创办新企业的行为视为创业（Brarstetter等，2014；Audretsch等，2024；陈刚，2015；白俊红等，2022；陈勇兵等，2022；李金磊和黄远标，2023；Cui和Li，2023；Cui和Li，2024；何雨可等，2024；曹希广和邓敏，2024；狄嘉等，2025）。因此，结合本文研究，使用新注册企业数量来衡量创业数量。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聚焦禁止进口废塑料政策的效应评估。这类文献主要关注进口禁令对贸易和环境的影响。2018年进口禁令的实施使固体废塑料的市场由中国转移至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等其他地区（Song等，2023），改变全球废塑料贸易格局（Brooks等，2018；Woodring和Hyde，2019）的同时，短期内还可能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Wen等，2021）。已有研究肯定了禁止进口“洋垃圾”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Shi和Zhang，2023；Guo等，2023；Unfried和Wang，2024），但另有学者认为废塑料进口禁令导致企业面临原料短缺的挑战，增加对旧垃圾填埋场的开采虽然能缓解废塑料短缺的压力，但也给当地的环境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Song等，2023）。综上可知，现有针对禁止进口废塑料政策效应评价的文献多是将视野集中在贸易和空气质量两方面。从反映市场活力的视角出发，有针对性地探讨该进口禁令对创业活动影响的研究尚未发现，仍存在研究缺憾。 从环境规制视角考察创业活动的研究是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支文献。Greenstone（2002）、Kahn和Mansur（2013）指出空气质量监管严格的地区通常难以吸引企业入驻，企业倾向于选择监管宽松的地区。Kahn等（2015）和Cai等（2016）在评估中国的水污染物减排政策时也一致得出水污染监管宽松的地区更容易吸引企业进入。可见，环境规制会显著影响企业进入数量。Becker和Henderson（2000）及李硕等（2022）通过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法规会减少污染行业的新增企业数量。另有学者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出发，探究其对低碳企业进入的影响（唐哲等，2025），结果发现试点城市的低碳企业进入量相对于非试点城市经历了更大幅度的增长。尽管已有文献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进入的影响，但缺乏对废塑料进口禁令这一贸易侧环境规制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