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显示，21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可能超过1.5℃，甚至2℃，这将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生态系统退化以及社会经济损失显著增加，并给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带来深远负面影响。①气候治理与气候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以《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气候协议，为全球气候治理设立了明确的法律框架和行动指南。②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刚刚开始就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因此受挫。 但是，应对气候变化仍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气候变化的依据不断得到科学证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2024年11月底，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全球近200个缔约方打破了多年的谈判僵局，达成了“巴库气候团结契约”，就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达成一致，体现了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③由此可见，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虽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努力，但并未动摇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治理重要议题的地位。对中国而言，应对气候变化更具重要意义。一方面，美国缺席应对气候变化，凸显了中国在参与、引领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引领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多年来，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新能源装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的40%，是美国、欧盟和印度之和。④近些年来，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风能产业、氢能产业以及储能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这些努力不仅有效减少了碳排放，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了国家能源安全水平。⑤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不仅通过退出气候协定直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而且其挑起的中美贸易博弈⑥亦将对全球碳排放产生负面影响。以中美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率先对中国大规模加征关税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在2018年至2019年第一轮中美贸易博弈当中，中美加征关税累计覆盖4500亿美元的贸易流。⑦此后美国政府还将中美贸易博弈扩散至技术、投资等多个领域。2025年初，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又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等多个经济体发起新一轮关税战，其中4月9日、10日分别宣布将对华总体关税税率累计提升至145%。⑧中方多次坚决反制，推动美方不得不重回谈判桌。2025年5月12日，日内瓦经贸会谈的联合声明发布后，中美双方关税有大幅下调，但仍显著高于此前的水平。作为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两个核心，⑨中美两国贸易博弈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两国经济，同时也在全球层面对经济、贸易、生产和碳排放格局产生重要冲击。这种冲击不像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那么直接，但是其巨大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已有研究显示，由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贸易博弈有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导致世界碳排放额外增加。从进口国来看，加征额外的关税，尤其是对光伏等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会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碳排放增加。⑩从出口国来看，有的企业原本可以高效、低碳地生产一些产品，但是关税壁垒上升可能导致其转向其他产品的生产，(11)甚至可能被迫选择生产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产品，从而增加碳排放。从第三国来看，贸易博弈也会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12)生产国企业为规避较高关税将选择搬迁到其他低成本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也是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因此，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博弈可能会延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使得气候治理不得不让步于大国博弈。还有一类文献使用量化空间模型探究了贸易政策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13)除此之外，大国贸易博弈还会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产业转移、经济结构变迁等机制给全球治理带来更多挑战，甚至引发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失灵。但相关研究未将其重心落在大国贸易博弈对气候治理的影响上，未能探索大国贸易博弈与全球气候治理失灵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涵盖中美贸易博弈与碳排放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具体而言，模型分析涵盖了关税博弈和非关税博弈，前者是指通过对商品加征关税等方式展开的对抗，后者是指通过技术标准、环境规定、配额管理、海关程序、政府采购政策等非关税手段进行的对抗。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供一个分析大国博弈对全球气候治理影响的新视角，即一个融合了国际贸易理论、环境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全面分析大国间贸易政策关系如何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框架。 二、理论模型、数据与参数校准 大国贸易博弈如何影响全球碳排放？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从已有文献来看，有些西方研究认为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而且碳排放强度较高。(14)因此有研究认为：通过供应链的“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不仅能够减少供应链依赖、增强自身韧性，还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15) 但上述观点存在误解。本文整理了主要国家分行业单位增加值的碳排放强度数据，结果发现在代表性行业中：一是石油行业，中国碳排放强度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二是非金属、非金属制品行业，中国的表现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三是电气行业，中国的碳排放强度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四是纺织行业，中国碳排放强度较高，但仍低于印尼、越南、印度等国。(16)可见，中国总体的单位增加值碳排放强度较高，是因为中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较小，而前者的碳排放强度恰恰较高、后者较小，从而导致了统计学中经常提到的“辛普森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