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①。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 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 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 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2-4]。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5-6]。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7]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 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8]，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 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 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 （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②。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 （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 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2，9]。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4]。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