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提升消费水平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受益于强劲的投资和出口，居民消费作为市场经济内生力量的作用有所削弱。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让中国政府认识到扩大内需的战略价值。此后，中国政府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等做出了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要求，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消费的这一基础性作用，并提出要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并进一步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此后，2025年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印发了《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同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在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居民消费、国内私人总投资、政府消费与公共投资、净出口四部分所组成。从前三项所构成的国内需求来看，政府消费与公共投资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会因政府承担宏观调控职责而呈现逆周期特征；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反映的是市场真实变化，具有顺周期特征。经济学原理指出，居民消费受到收入、价格、预期、消费信贷、税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把握其演进趋势和波动规律对科学制定消费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将居民消费的惰性特征作为研究主题，试图通过考察其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与GDP的相对变化关系，甄别出居民消费的惰性特征，揭示消费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规律，为科学制定消费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三点。第一，本文基于HP滤波方法，使用1978—2024年的数据，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波动的情况划分为两个阶段，并深入研究了自2000年之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与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为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撑。第二，本文创新性地将经济周期概念融入居民消费波动的研究中，并基于季度经济数据，甄别出中国居民消费的惰性特征在2000年之后的主要表现，为消费波动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第三，本文还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不同类型消费波动的冲击，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市场的稳定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早期消费理论有关消费相对波动的认识 自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消费理论之后，经济学界对消费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有关消费与经济总体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备受关注。居民消费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这在已有众多研究中得到验证。例如，有学者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出，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1]；还有学者认为，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层次的提高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2-3]。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居民消费是宏观经济中最平稳的变量之一[4]。在消费经济学的发展之初，凯恩斯、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等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消费变化的这种特性。例如，凯恩斯指出，收入的增加会引起消费的增加，但消费的边际倾向呈现递减态势。再如，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为了实现生命周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通常利用跨期消费等机制来应对收入波动的冲击，这将会导致个体对消费水平进行平滑处理，最终使得居民消费波动降低。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美国学者曾通过构建动态竞争均衡模型研究了美国经济指标的特征，结果表明，美国的消费波动幅度小于产出的波动幅度[5]。部分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也利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季度数据，测量并比较不同经济变量的标准差与GDP的标准差。结果显示，在大部分国家，私人消费相较于GDP具有更小的标准差，即消费波动性更小[6-7]。 （二）学术界有关消费波动研究的争论 近年来，居民消费相对稳定的传统观点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Zeldes[8]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由于信贷约束的存在，居民当前很大一部分的消费会受到影响，持久性收入假说可能并不成立。Cutler & Katz[9]使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研究发现，居民消费分配的变化与收入分配的变化呈现一致性的平行关系，而并非由自身的持久收入决定。Barrett et al.[10]使用澳大利亚1975-1993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消费的平等程度要高于收入的平等程度，当收入的不平等和消费的不平等同时增加时，消费不平等增加的程度更小，这背后的原因是家庭能够平滑收入的短期波动。Abeysingle[11]发现，新加坡2003年平均消费骤降至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二，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模型显示，新加坡的消费波动比经济总体波动要大。Carcia-Cicco et al.[12]研究了阿根廷和墨西哥1900-2005年的历史数据，得到了消费波动剧烈的结论，并进一步发现引入金融摩擦和国际利率风险升水时可以很好地解释消费为何出现异常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