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间束缚的消费：工作时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引言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显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消费者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Tobin，1967；Summers，1981；Deaton和Paxson，2000；Harbaugh，2004；Song和Yang，2010）。然而，在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背景下，中国居民消费率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图1显示，1992-200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维持在45%左右，低于约60%的全球平均水平，包含政府消费在内的中国最终消费率则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2000-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到2010年时已降至34.91%，包含政府消费在内的中国最终消费率也只有49.87%，低于57.06%的全球平均水平；201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虽有所回升，但总体上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201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和中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动趋势表明，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偏低。居民消费率过低不仅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成果并未充分转化为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的实现。在当前内需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宏观背景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现象由来已久，不少国内外学者也尝试多方探察其背后成因。一些研究认为，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因素（Modigliani和Cao，2004；Curtis等，2015；İmrohoroğlu和Zhao，2018）。然而，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历了长足发展，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地区试点实施居民医疗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并于2012年底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自2005年起实现连续上涨，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保障力度不断提升，然而2000-2010年居民消费率却出现了显著下降。Wei和Zhang（2011）在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提出竞争性储蓄动机假说，认为有儿子的父母会为了提高儿子在婚姻市场的相对吸引力而增加储蓄，且这种竞争性压力会传导至其他家庭。不过，中国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市场压力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很难用来解释在城镇家庭同样存在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Harbaugh（2004）、程令国和张晔（2011）认为经历过饥荒的群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和更低的消费倾向，但是这至多只能解释出生于1960年代以前群体的低消费倾向。还有研究从住房成本（陈斌开和杨汝岱，2013）、家庭社会网络（章元和黄露露，2022）、通勤成本（章元和王驹飞，2019）、数字经济（陈梦根和周元任，2023）与数字信用（王奇等，2025）等角度解释中国家庭部门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

　　总结来看，上述研究主要强调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在降低家庭消费中的作用，只有章元和王驹飞（2019）关注到时间因素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作用。理论上，消费过程不仅涉及金钱投入，还包含时间投入（Becker，1965；Gronau，1977）。Houston和Wilson（2002）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一个国家的消费总量会随休闲时间的增加而提升。针对中国旅游消费这一特定消费类型的研究显示，居民休闲时间的增加与旅游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魏翔，2006；陈海达等，2006；郭鲁芳，2006；廖凯等，2009）。不过，上述研究主要关注假期政策对旅游消费这一特定消费行为的影响，没有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考察时间因素在居民消费决策中的作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居民工作时长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尝试为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这一现象提供新的理论和经验解释。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中国居民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这一典型事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均工作时长分别为47.8小时、47.9小时、49.0小时和49.0小时①，均显著高于40小时的法定周工作时长②，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2168.92小时的人均年工作小时数与其他金砖国家和G7国家相比位于前列。与工作时间较长相对的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35%，排名各国最末（见图2）。中国居民很可能面临着因超时工作而无暇消费的问题。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罗连化和周先波（2022）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所做研究显示，超时工作与家庭总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他们没有深入讨论和处理工作时间的内生性问题，加之他们关注的是家庭总消费而非消费率，其观察到的超时工作与家庭总消费之间的负向关系，很可能源于收入较低的劳动者更可能超时工作。

　　

　　本文首先基于Becker（1965）时间分配理论，将时间禀赋约束引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模型，并区分耗时性消费品和非耗时性消费品，分析消费者决策过程中影响消费支出的三类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时间效应③。其次，本文在构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1994年实施的职工工时制度调整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定量估计工作时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94年实施的工时制度调整显著降低了工作时长并使居民年消费支出显著增加，工作时长每减少1%，家庭消费支出会显著增加1.59%④。并且，缩短工作时长对中等收入群体以及消费时间禀赋较低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最后，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和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hina Time Use Survey，CTUS）数据中更为丰富的消费信息，进一步考察了工作时长与居民耗时性消费、非耗时性消费以及总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缩短工作时长可显著提升居民的耗时性消费和总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