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②。但是在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农户持续增收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一是受农村空心化、化肥农药污染和机械化程度不足的制约，粮食生产质量与效率难以大幅提升(章元等，2020)；二是粮食生产成本持续走高是农户“增产不增收”的重要原因(钟钰等，2024)，2023年水稻、小麦、玉米亩均净利润分别为58.21元、12.90元和154.38元，均较上年有所下降③，粮食种植利润下降影响了农户生产积极性；三是农户收入结构有待优化(高鸣等，2023)，生产领域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途径。因此，通过加大对农田建设的投入力度来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农业生产收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农业”的问题，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实现农户增收的新契合点。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成式农田建设政策，也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通过将外部收益内部化的方式为拓展农户增收空间提供新思路。 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遵循量质并重、建管一体的思路，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提出了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科技服务、管护利用等八个重点领域的建设内容，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重要举措。从建设推进方式来看，中国户均经营规模7.8亩，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④，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做好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差异化推进策略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环节。就建设成效而言，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⑤，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平均耕地质量可提高约1个等级，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20％，平均每亩节本增效约500元⑥。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望通过工程措施和机制带动，撬动农业生产成本收益变化，进一步激发农户增收动能。因此，其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亟需明确，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保障粮食安全的潜力，也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已有研究通过遥感影像和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肯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单产、农地流转、种植结构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梁志会等，2021；张天恩等，2022；龚燕玲等，2023；王术坤等，2023；钱龙等，2024)，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土地流转水平和培育新的农业经营实体来提高农民收入(Chen等，2023)。也有学者提出若农田建设的工程质量和后期管护不到位，那么耕地产出增长则主要源自于种植面积的增长而非土地生产力的增长(Du等，2018)。已有研究有助于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但尚存在不完善之处：第一，在理论分析层面，现有文献通常将高标准农田建设视为单一的工程建设和管理问题，忽视了从多维属性角度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户要素配置行为之间的关系，缺少能系统阐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户收入关系的理论框架，因而对其效应的测度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以往研究中多使用小区域特殊样本分析或宏观尺度的分析，未能注意到经营规模层面不同农户的要素配置行为偏好，即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规模农户和小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不同并具有联动性。第三，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多将高标准农田建设视为外生的政策冲击，鲜有讨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在农地基础上的复杂利益协调过程，其受益主体是否能够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是否能实现收入增长有待检验。此外，对内生性问题的解决也相对不足，因而对效应的估计可能存在偏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阐述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户增收的深层逻辑，利用CRRS 2022年10个省份2412户农户调研数据，探究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构建农户要素重配置的分析框架，将农户经营规模差异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增收效应的理论分析之中。第二，以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要素重配置行为为切入点，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第三，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政策组合下，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户增收的异质性效应，重点关注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增收效应的时滞，为未来高标准农田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基本事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属性辨析 高标准农田建设突破了单一的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耕地质量的工程建设导向，开始向优化农业要素配置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范畴延伸。首先，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工程技术属性，具有要素重配置的联动作用。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田、土、水、路、林、电、技、管八个方面的工程措施，田块整治工程合理划分归并田块、改善耕作层厚度、优化田块布局(吴诗嫚等，2021)，土壤改良工程则通过种植制度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改善土壤结构和土壤生态环境，灌溉排水工程和农田输配电工程相配套改善了耕地灌溉条件和灌溉水利用效率，田间道路工程提高了农机作业和物资运输的便捷程度，农田防护林工程增强了耕地抗自然风险能力和生态条件，配套的科技服务和管护利用则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持续发挥效益。其次，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治理属性，这有助于理解经营规模所隐含的差异性。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由国家提供的公共品项目，必须要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农地“承包权”和分散的利益(桂华，2014)，面对各种经营规模、禀赋各异的农业经营主体，其参与方式和受益方式也不尽相同。最后，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政策属性，这有助于理解效应发挥的情景依赖。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项目的核心内容，实行“省—市—县—乡镇(村)”的“委托—代理”机制，农业农村部每年下达各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经省、市、县、乡镇分解落实，能与相关的其他农业政策协同形成“组合拳”。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程技术属性、治理属性和政策属性切入，考察不同经营规模农户要素配置成为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影响农户增收的逻辑起点。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通过建设与现代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于法稳等，2024)，能够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出(钱龙等，2024)，助力农户收入的增加(钱龙等，2023；张志新等，2023；Peng等，2022)。作为一项政府投资的农田建设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生产要素不断向种植业集聚和传统生产要素向现代生产要素的拓展，替代或补充了农户部分农田投资和要素投入，使得农户能够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禀赋来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从土地要素角度，高标准农田具备连片性、抗逆性的特征，田块整治和土壤改良工程改变了地块间的质量差异和农田高低不平、田垄分割的情况，有利于促进小田并大田、分散变集中(吴诗嫚等，2021)，同时降低了生产资料在地块之间的转换成本，通过土地向优势农户聚集提高了农户层面的土地生产率(钱龙等，2024)，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从机械要素角度，农业机械的使用对于经营规模和地块规模、农机作业便利性、立地条件都有较高的要求，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机械技术的采用提供了宜机化的土地和电力配套设施，也增加了附着于农机的新技术采用的可能，进而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从劳动力要素角度，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程措施不仅能够提高耕地的水土保持能力，还通过政府投资建设的方式替代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投入，减少了施肥施药灌溉频次和农业劳动投入量(李谷成等，2018)，在劳动力价格刚性上升的条件下能够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户增收。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