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草原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更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草原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牧民的生计安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得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基于对恢复和提升草原生态生产生活功能的战略考量，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牧民是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韧性的变化不仅深刻反映了牧民的生存策略与发展模式，更是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指标。鉴于此，研究牧民生计韧性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下的影响，对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人口不断增长，生态系统退化已演变为紧迫的全球环境议题。为维持生态系统可持续，许多国家开始探索生态补偿途径，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项目作为一种融合了自愿性交易、条件性支付以及补偿性特质的经济激励机制[2]，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可。目前，中国在PES项目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瞩目成就，基本建成了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力度最大、受益人群最多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3]。其中，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以明确的牧区导向、广泛的覆盖面积和巨大的投资规模成为生态保护领域的典范[4]。 中国的草原资源丰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0％[5]。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在维系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以及防止土地荒漠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过度放牧等不可持续利用方式，这片宝贵的自然资源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于2011年出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针对草原生态薄弱环节，实施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从而引导牧民科学调整牲畜规模，促进草原生态的良性循环。目前，该政策已在全国多个核心草原牧区成功实施了两轮为期5年的补奖计划，第3轮正在稳步推进中。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是扭转草原退化趋势、巩固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关键驱动力。过往研究多聚焦于政策的生态成效，如草原质量改善、畜牧承载量调控等[4，6]，指出政策在促进草原生态恢复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实施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7]。除了深入探讨生态效应之外，还有学者将研究视野拓宽至政策对牧民群体的生计影响上。有研究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改善了牧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显著提高了其生计水平[8]。然而也有声音指出部分地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补偿模式单一、补偿标准偏低等问题[9]，削弱了牧民从传统放牧方式转型的能力。此外，部分牧区对放牧活动的过度限制抑制了牧民的经济活力[10]，导致牧民政策参与积极性不高。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生态效应和牧民参与状况，但对于该政策如何具体影响牧民生计韧性的探讨尚不充分。鉴于生计韧性对于牧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在衡量政策综合成效中的关键作用，深入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构建OLS模型、分位数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索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民生计韧性的影响，并研究以下3个问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生计韧性整体以及各维度的影响如何?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不同生计韧性的牧民影响如何?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什么途径去影响牧民生计韧性?通过揭示政策对牧民生计韧性的多维作用机制，旨在为实现政策优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这对于增强牧民生计安全、维护草原生态平衡、推动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价值，并为其他国家在面对类似草原退化问题时提供了相关经验。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牧户生计韧性分析框架 自Holling[11]开创性地将“韧性”引入生态系统分析以来，此概念迅速跨越学科界限，具体包含3种核心维度：其一，系统的抵抗力，即维持既有结构与功能，抵御一定程度扰动的能力；其二，自我重组与恢复力，指系统能够利用其内部网络结构进行自我调整以应对挑战并恢复平衡；其三，转型与创新力，体现为系统通过探索新路径、学习新知识，实现自我持续发展。鉴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民生计韧性的多维度影响，本研究基于韧性理论并紧密依托Speranza等[12]构建的生计韧性分析框架，将牧民生计韧性分为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大维度。缓冲能力聚焦生计系统在面对外部扰动时，牧民利用内部资源减轻影响、保护关键功能的能力，对应韧性系统中的系统抵抗力，其作用高低通常与牧民生计资本大小密切相关。自组织能力强调牧区中社会环境、网络、权力等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对应韧性系统中的自我重组与恢复力，有助于牧民在面对外部变化时制定集体应对方案，灵活调整生计策略。学习能力作为生计韧性的重要一环，对应韧性系统中的转型与创新力，衡量了牧民在新环境下经验积累、知识学习和技术提升的能力。 国家要生态，牧民要致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核心愿景在于平衡生态保护与牧民福祉，政策的推行将会影响牧民的生计韧性状态，因此特别关注作为中介变量的生态保护感知与综合收入水平在政策效应传导过程中的作用。牧民作为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微观主体，对政策的感知、理解和应对策略各异，从而影响各自的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通过对牧民生计韧性的深入分析，能够为后续政策的进一步优化调整提供重要依据。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