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叠加转型与破局之道:比较与展望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型的三重转型叠加时期,同时外部环境也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对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带来了挑战。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不同程度的三重转型是各国都曾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从多样性向复杂性的转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有特征。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而言,应对三重转型和双重陷阱叠加压力,急需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需要以数实融合为抓手推动生产力质变的产业实践与制度变革。


期刊代号:F13
分类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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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018年,中国经济GDP年平均增速达到9.5%,虽然2018~2023年平均增速降至5.2%,但是40余年平均增速仍然达到了9%。①40余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阶段性变化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速趋缓是不可避免的常态。艾肯格林等人(Eichengreen et al.,2013)确定了一个国家可能经历增长放缓的两个范围:人均1.5万美元至1.6万美元和人均1万美元至1.1万美元;并且认为,当高增长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7万美元后,增速会下降2个百分点。艾亚尔等人(Aiyar et al.,2018)也提出,存在两个增长放缓的门槛,有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1.5万美元时,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均可能出现增速趋缓。②采用其他的对标方法,如相对收入门槛(一般以美国为参照系,20%~40%为中等收入区间)(Agénor & Canuto,2015;Ye & Robertson,2016),或在一个增长阶段停留的时间阈值(Felipe et al.,2012)和追赶指数等进行核算,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增长趋缓现象。

  在一个经济体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增速趋缓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后发国家的追赶普遍从低成本、低门槛的制造业起步,随着人均GDP的上升,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产业结构变迁中逐步得到体现,随着制造业份额的萎缩和服务业份额的上升,鲍莫尔成本病自然会拉低经济增速。从供给结构层次看,无法推动结构变革从而依靠多样化和创新产品形成竞争力是导致经济停滞、趋缓的主要原因(Vivarelli,2016)。与此同时,外部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替代性出口产品的生产转移、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也会形成不同收入阶段国家向上跃迁的压力;发展路径、经济规模和禀赋结构的差异,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各国经济增长趋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步走”战略部署中,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世界银行2022年7月修订的新标准,人均GNI超过13205美元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而中国2023年人均GNI已经超过1.3万美元,达到这一标准已成事实。但按照2024年5月30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21年国际比较项目(ICP)计算的标准,以美元为基准,2021年中国购买力平价(PPP)值为3.99。按PPP标准计算,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20407美元,与世界人均GDP的20271美元相当,却只是同年美国人均GDP(70988美元)的28.75%。因此,按照相对收入这一更高的标准③,且当前中国经济正面对三重转型和外部环境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叠加,中国仍需保持合理的增速才能摆脱在中高收入阶段滞留超过14年的阈值。④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重转型叠加

  从发展的阶段性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在经历结构转型,集中体现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需要经历从传统低附加值规模外需拉动和规模出口导向模式向高质量贸易和内需主导模式转型的阵痛(高策、祁峰,2023)。如图1所示,无论是单独的商品贸易占比,还是商品和服务出口、进口占比,外需的高峰期基本一致,均出现在2006年前后。

  

  图1:中国对外贸易在GDP中的占比(2000~2023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正在经历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其国内需求市场增长缓慢,加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兴起,未来外需拉动增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从消费和投资看,中国的居民、企业、一般政府负债率均已处于高位⑤;2008~2020年,中国以总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和GDP年增长率的比率衡量的增量投资资本产出比率(ICOR)也逐步趋于高位,如何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启动消费,是需求结构转型面临的难题。

  第二,工业和服务业的“退二进三”开始加速,服务业作为患有鲍莫尔成本病的停滞部门,其占比上升将在整体上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这是配第—克拉克定律的必然表现,也是所有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对比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速及其增加值的GDP占比,差异主要发生于1997~2002年和2012~2016年这两段时期。如图2所示,2004~2011年,工业和服务业增速基本接近、占比基本平行。2012~2016年,服务业增速大大快于工业增速,服务业占比上升和工业占比下降的剪刀口持续扩大。2008~2018年,中国服务业国内占比从43.3%上升到53.6%,工业占比从40.6%下降到32.2%;在此期间,服务业年均增速达到13.59%,远超工业年均增速8.62%。

  

  图2:中国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速与占GDP比重(1990~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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