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①，这一论述将乡村振兴战略纳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框架，强调统筹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共同繁荣。这是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高质量发展而提出的“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在思路和举措上的深化和布局，蕴含了城乡共同体的逻辑。城乡共同体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分立的状态而言的，它不是城乡经济关系的简单互补，而是指涉一种包含发展理念、发展理论和发展主体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系统性概念。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来，理论界对于城乡关系的认识和研究逐步深化，聚焦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任务内容、发展布局与实现路径等方面②，但也面临着理论逻辑上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乡融合的发展愿景之下，城乡融合的概念内涵经常与“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等其他概念混用，或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概念割裂开来，带来实证研究的碎片化③，有待从总体性的角度对这些概念与建设目标进行反思。第二，既有研究目前多是基于政策性文本所作出的阐释，故集中在具体的发展领域上，如基础设施和制度供给，城乡人口、土地、科技等要素双向流动，城乡产业与空间布局等④，存在理论滞后于经验实践的问题⑤。第三，城乡关系实际上指涉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城乡文化等更深层次的理论命题，也导致了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与现代化视角下西方城乡发展理论不同的实践路径，这需要我们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地探讨反思。⑥ 本文拟通过探讨“市镇化”传统，对“城乡发展共同体”的含义提出新的理解，从而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为此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我国历史上的“市镇化”传统中城乡关系的模式与分类，勾勒城与乡之间联系和融合的基本图景；二是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实践，分析探讨“市镇化”传统在类型、经济系统、文化伦理以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对塑造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的积极影响。总之，本文在反思我国城乡发展理论和观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对“城乡共同体”的思想谱系及其应有的多维度含义进行考察，从而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本土理论的助益。 二、市镇化：超越城乡问题“病理性”误区的新思路 中国市镇化的历史起源甚早。研究表明，宋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的“市镇化”进程，奠定了延续至晚清的城乡格局基本形态。⑦所谓“市镇化”，是指中大型城郡停止扩充，而市镇的数目大量增加，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⑧市镇是作为就近村落的粮食和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的交易中心而产生的，与围绕着市镇周围的乡村一起，共同构成地方性的社会空间。⑨这一现象是中国社会自然变迁的结果，与英美日等西方国家受工业化的影响而发生的中大型城市扩张现象不同，显示出近代以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密切联系。 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彻底改变了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轨迹。西方帝国主义凭借武力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将中国传统社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原有的发展趋势被打断，被迫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做出调整。沃勒斯坦的视角为近代时期中国城乡关系的特点提供了有效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导致全球范围内形成“核心—边陲”的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在经济上是不平等的，包括占支配地位的核心地区和依附于中心的边陲地区。核心地区从边陲地区获取资源和原料，并向其输送价格更高的工业品，从而完成对边陲地区的经济剥削。被迫现代化的直接后果，是中国成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中所谓的“边陲”国家。因此，近代以后，中国社会自生的“市镇”的经济地位受到极大冲击，而如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末端开始扩张。其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西方工业制品的输入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大型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商品的倾销，也导致“市镇”逐渐依附于都会，持续地从乡村掠夺资源，却丧失了反哺乡村的功能，进而导致乡村的凋敝。⑩也就是说，传统城乡之间的互补关系被以新兴工业为基础的大城市所打破，“城乡背离化”成为当时城乡关系的新现实。(11)这种背离化是当时经济结构导致的必然结果：城乡互动从传统的互补共生转向单向掠夺，乡村沦为原料供给地与工业品市场，陷入系统性衰败，其本质是殖民经济导致的城乡发展悖论——城市现代化与乡村凋敝同步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愈发展，大城市愈扩张，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中担当边陲或半边陲角色就愈深，也就意味着当时中国乡村越发衰落。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表明，乡村地区的发展必须以国家独立为基本的前提，以国家力量统筹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完成经济体系化建设，才能为工业反哺农业创造机会。(12)而在历史情势之外，从学理上说，传统社会中的“市镇”相较于现代化理论中的“城市”，也有明显的不同。 西方世界的城市化，正是所谓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城市源于工业化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人口也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愈来愈向城市集中，造成中大型城市的扩张。工业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必然伴随城市与乡村的分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工业发展和社会分工推动了城乡分离，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加深了城乡对立。后来，城市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学”理论提出，城市或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亦即强调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使“城乡二元”变为“城市一元”。(13)在这种理论取向之下，乡村往往被视为城市的附属部门或者经济的附庸。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则往往将之视作“传统—现代”两分的社会类型，不但包含了城乡作为不同经济部门的含义，更涉及道德体系、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如涂尔干认为乡村与城市的核心特征是“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分别，前者意指情感性、同质性的人，以及人与人基于自然情感的连接方式与简单的生产方式，后者则指涉理性化、异质性和基于契约的连接方式与复杂分工的生产方式，且后者往往被视作是前者应然的发展方向，如涂尔干就强调城市能够为个人自由与解放提供空间。总之，城乡二元论一直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视域下城乡关系的主线索。(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