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同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人口空间分布结构是都市圈发展的支撑条件，研判和利用好中国都市圈人口分布特征与趋势，更好地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成为中国区域协同的基础性议题。2020年，中国八个都市圈①承载了全国28％的人口总量和39％的经济总量，体现了都市圈作为区域发展核心的强劲引力；同时，中国都市圈也面临着中心过度集聚、外围发展迟滞的人口分布失衡问题。长期存在的行政区划壁垒制约区域整体发展效率。因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亟须破除行政地域观念，超越行政界限(吴良镛，2003)，提出新的发展思路。 从全球实践经验来看，都市圈人口布局演变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分布由“集聚”到“扩散”再到“一极集中”；伦敦都市圈经历了从“单核集聚”到“多中心疏散”再到“区域协同”的演变过程；巴黎都市圈由单核放射状布局转向轴线引导的多中心模式等。这些实践为中国都市圈塑造人口分布新格局、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提供了启示。然而，由于中国都市圈的社会经济环境、人口总量与当初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外都市圈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中国都市圈的发展路径必然不同于国际上已经成熟的都市圈(张善余，2003)，必须构建适配本土特征的人口空间治理体系，注重“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建设科学合理的区域一体化管理体系(陆大道，2020)。 现有关于中国都市圈人口分布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西方都市圈理论对中国都市圈人口聚集特点的解释存在显著的情境局限性。例如，中国户籍制度体系下政策导向型人口集聚是西方理论框架的解释盲区之一。(2)研究对象的类型相对单一。当前中国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或多个都市圈的人口分布特征，结合国内外不同类型、典型都市圈样本的对比分析相对不足。(3)研究视角相对固化。传统的行政区划视角容易形成都市圈生产、贸易、流动的人为壁垒，而圈层结构化视角有助于跳出各自为政的传统发展路径，从地理空间自然联通的视角认识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尝试突破传统行政边界的空间约束，通过国际比较概括中国都市圈圈层人口分布规律和本土特色，提炼中国都市圈人口分布的阶段性特征和典型模式，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提供人口支撑。 二、都市圈人口分布研究进展及本文的逻辑起点 20世纪中期，戈特曼(Gottmann，1957)提出的“大都市带”概念不仅揭示了城市间要素流动的空间关联性，也启发了后续研究对城市系统网络化特征的关注。此后，日本学者木内信藏提出“三地带学说”，逐步发展形成“都市圈”概念。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系统性地引入并发展都市圈理论，结合本土实际，对其进行创造性改造与本土化拓展。周一星最早将“大都市带”概念引入中国，并提出“都市连绵区”的判定标准(周一星，1986)。姚士谋用“城市群”来描述中国城市密集地区，强调城市间的相互联系与依存关系(姚士谋，1992)，奠定了国内都市圈研究的重要基础。宁越敏优化了大都市区的界定方法(宁越敏，2011)，方创琳则提出“以圈鼎群与以群托圈相结合”的发展方向(方创琳，2021)，为中国都市圈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与方法支撑。 既有研究表明，都市圈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经典理论体系中，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带”理论，从空间形态维度揭示了城市群由点状集聚向连绵发展的演变规律(Gottmann，1957)。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则从区域经济视角，阐释了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互动关系的阶段性转变(Friedmann，1973)。国内学者在参考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阶段划分方法：一是聚焦城市功能演进，提出“结核期—整体集聚期—内部分化期—成熟期”的发展路径(杨勇等，2007)；二是立足都市圈体系建构，确立“核心城市发展壮大—单核心都市圈建成—多核心都市圈共同发展—大都市圈协调发展”的都市圈发展阶段(邵帅，2011)；三是以发展质量为导向，构建“培育型—发展型—成熟型”的三阶段体系(尹稚等，2021)。当前都市圈划分方式在强调经济集聚与社会发展的同时，相对忽视了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基础性作用，缺乏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动态演化的系统性考量。 现有关于都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大体围绕以下三个侧重点展开。(1)延续“核心—边缘”理论视角，阐释都市圈人口向心集聚的阶段性特征。如对京津冀地区的研究发现，中心城区的人口集聚水平显著高于外围地区，部分区域过低的人口密度制约了都市圈整体发展(王婧等，2017)。(2)基于“多核心都市圈”相关理论，解释都市圈外围圈层人口再集聚的现象。如有研究发现，北京都市圈人口分布在同心圆结构的基础上呈现出扇形与多核心分布并存的特征(冯健、周一星，2003)；尹德挺等(2015)通过对比国内外都市圈指出，东京和多伦多都市圈外围圈层呈现出第二个人口集聚的高峰，人口分布曲线向“M型”转变。上述研究揭示了都市圈人口分布的空间规律，即从“核心—边缘”到“多核心”的演进，这也与前文所述的都市圈阶段性发展特征相吻合。(3)基于行政区划视角，预测不同层级的区域人口规模(李建新、刘瑞平，2020；王广州、王军，2019)，为区域资源调配及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目前这类研究大多关注都市圈人口集聚的静态空间结构，对都市圈人口分布的时空交织、时序衔接、圈层互促的动态演化机制与路径关照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