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及其变迁

作  者:
李婷 

作者简介:
李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E-mail:li.ting@ruc.edu.cn。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基于对低生育率多重解释逻辑的整合,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框架阐释了在文化情境与社会演进的双重特征下,低生育率成因的一般性与独特性,即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破坏了生育的支撑结构;这两者分别与新的宏观条件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生育决策联合逻辑的内在冲突;结构的动摇与技术的赋能使个体酝酿出推动生育规范变革的能动性。这也预示着,下一步提振生育意愿的措施需以重新建立人与人口的互嵌结构、协调生育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基础。这不仅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人口的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统一的体现。


期刊代号:C5
分类名称:人口学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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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将人口发展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推动性作用,另一方面则明确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终极目标,体现了人口问题在过程与目标上的统一性。这一特征被高度凝练在2023年5月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论断和要求中,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①。

  人口发展日趋重要的另一面,是我国人口在近些年来出现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在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相继实施后,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②大量研究发现,我国的婚姻和生育领域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出生人口数量,也关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前景。③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会影响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而长期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可能对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生产及消费、技术创新等带来冲击。④基于此,党和政府把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此举凸显了生育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更是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支持实践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⑤,这就需要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进行全面的探索和归纳,进而实现对人口实践的理论支持。

  对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的广泛关注,还凝聚着对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理论的期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低生育率现象逐渐进入人口学家的视野,从一个单纯的人口学问题演变成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的学科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来解释低生育的形成机制:人口学关注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子;经济学着眼于成本收益以及预期假说;社会学强调宏观的文化变迁与制度的影响;而心理学则聚焦于从认知到行动的转换过程。⑥多学科视野的介入虽然促进了低生育现象研究的多元化,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相关理论的碎片化,如何将其整合成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是当下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关于中国低生育率研究的第二个挑战来自如何在理论上处理好一般性与独特性的问题。一方面,主流研究依然把中国的生育水平变动纳入世界范围内的一般性转变进程中,广泛借鉴基于西方社会的低生育率理论模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及东亚的低生育率进程具有其独特性,并逐渐汇聚到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问题上:其一,中国的文化与制度特征在低生育率的形成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其二,与中国具有文化相似性的东亚社会为什么会形成处于全球生育率倒数水平的生育“洼地”?⑦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系统解释中国当下低生育率的理论框架,它既需要整合多种理论的视角和研究层次,也需要回应中国低生育率进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并融入中国社会的演进特征。对低生育水平成因的探索不仅肩负着寻找生育问题解决方案的任务,也天然带有洞见理论的工具意义,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

  二、低生育率现象研究和中国独特性问题

  (一)解释低生育率的三重逻辑

  对低生育率现象的探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众多西方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但其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停留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测的更替水平,而是呈现出继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从西欧逐渐扩散到东欧,再蔓延到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全球的低生育水平现象(表1),也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⑧尽管研究者试图把经典人口转变的研究范式迁移到低生育率研究之上,但普遍发生的低生育率现象具有更高的复杂性。⑨其一,相比于人口转变中社会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低生育率的影响因子更加复杂,难以对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判定。其二,相比于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过程的一致性,低生育率现象展现出显著更高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体现在国家间的低生育率的进程和实际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更表现为生育率与影响因子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⑩低生育率现象的复杂性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关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相关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多元的另一面是庞杂与碎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学科之间差异化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取向,已有研究采用三重视角对此进行归纳。(11)从传统人口学视角出发,邦戈茨(Bongaarts)的生育模型基于总生殖力(Total Fecundity)考虑影响生育结果的中间变量,以生育意愿为基础,讨论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生育年龄推迟、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指对工作、收入等因素的偏好)的作用(12),其中,生育意愿和后三个因素构成了分析当代低生育率的基本框架:生育意愿下降对应“不想生”,生育年龄推迟和竞争性因素对应“不敢生”,而非自愿不孕不育则对应“不能生”。(13)人口学视角提供了基于行为的低生育率的第一重逻辑,展示了影响生育水平的直接因素,但这还无法完全揭示低生育率形成的底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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