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合法婚姻是家庭形成的重要基础。婚姻是人生大事。能否结婚，和谁结婚以及何时结婚对于个人或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具有文化传统的社会都有约定俗成或者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经历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跨越，几千年来形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婚姻模式与文化传统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婚姻模式的突出变化是初婚时间推迟和离婚率的快速上升。研究表明随着初婚推迟现象越来越普遍，大龄未婚男女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终身未婚人口呈现稳定、持续的增长趋势。[1]从婚姻模式变化的角度看，男性和女性平均初婚时间不断推迟且不婚率上升的特点预示我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即第二次人口转变特征明显、进程加速。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30多年持续升高的长期趋势首次出现稳定下降，但出生性别比仍然达到111.30，可见出生性别比超过正常水平且处于异常偏高状态的本质没有改变。婚姻是男女双方成功匹配的结果，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必然导致婚姻匹配的人口学基础矛盾突出。由于男女结婚期待率差距和结婚期待率下降趋势明显，[1]传统的婚配模式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不同队列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进一步冲击固有的婚姻模式和初婚规模。相关研究认为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过渡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晚婚普婚模式，城市的初婚推迟往往会导致晚婚，农村的初婚推迟更容易发展为终身不婚。[2]2011-2016年的年龄别未婚率数据显示未婚率升高的年龄段正不断从低龄组向高龄组蔓延。从世界范围看，传统的欧洲婚姻模式的国家仍然保持着比较高的终身未婚率，到45～49岁时，女性未婚率都在9％以上，男性则都在14％以上，最高的瑞典分别达到29.5％和35.9％。[3] 随着结婚规模的急剧转变，“结婚难”的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初婚是婚姻状态中具有绝对优势的形态，而“结婚难”的本质是“初婚难”。因此，深入研究中国人口的初婚问题，深刻理解“结婚难”形成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机制对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内在规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综述 1.婚姻推迟状况及原因 初婚年龄关系结婚率、出生率以及人口结构等重大议题，是反映个体初婚特征的重要指标。[4]研究发现：除俄罗斯外，欧洲国家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000年便超过了30岁，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010年以后也超过了30岁。其中法国是平均初婚年龄随时间变化幅度最大的国家，1970-2015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被推迟了10.3岁，女性被推迟了10.8岁。日本与韩国的男性在2010年以后平均初婚年龄超过了30岁，韩国女性在2015年平均初婚年龄也达到了30岁。[5]我国男性与女性初婚年龄也有着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婚姻推迟年龄的幅度比日本、韩国与西方国家要小。 既有婚姻推迟研究更多聚焦对平均初婚年龄影响因素的探究。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趋势背后有大量制约因素，既包括宏观的城镇化和房价、性别比等因素，也包括个人层面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因素等。其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最受关注。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人们进入工作和婚姻的时间，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平均初婚年龄都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6]平均初婚年龄越大说明人们在婚姻市场上搜寻的时间越长，因沮丧而退出的概率越高。[7]教育时间的延长对女性包括初婚在内的其他生命事件的时间形成挤压，会推迟其他生命事件的进程，高等教育经由相互纠缠的直接和间接双重路径，通过形成校园禁闭、降低婚姻收益、改变婚姻品位等共同推迟女性的初婚年龄。[8] 对于初婚方面的研究除了单性别的角度外，将男女婚姻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婚姻匹配角度分析婚姻推迟的影响也受到关注。结婚是男女双方的匹配过程，婚姻市场中的匹配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谁与谁结婚”的问题。婚配模型是男女相互评估的一个动态过程，延迟接受匹配机制(G-S算法)奠定了匹配理论研究的起点。[9]有关婚姻匹配研究除了聚焦教育、收入、年龄、工资等正向匹配因素研究外，还有很多研究拓展到一些并不常见的因素(如宗教、种姓、外貌等)，此外，彩礼和嫁妆也是婚姻市场的匹配模型中重要的数据来源，[10]初婚年龄过早或过晚都容易产生婚姻的“不匹配效应”，使婚姻稳定性下降。随着结婚年龄的上升，婚姻中的年龄不匹配、教育不匹配和职业不匹配的比例都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当结婚年龄在30岁以上，教育不匹配和职业不匹配的可能性均加速上升。[11]教育推迟结婚，这一方面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需要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更长，且上学期间不利于结婚，因此会推迟婚姻；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同质婚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群体规模越小，越不利于找到匹配的结婚对象。[6]同时，从婚姻匹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来看，婚姻匹配因素和婚姻市场因素对个体初婚年龄存在显著影响，女性嫁给教育程度与自己相同或高于自己的丈夫时，其初婚年龄发生了推迟，而能够支付较高彩礼的农村男方初婚年龄明显较低。[4]综上，初婚年龄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对婚姻质量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2.生命历程中初婚进程的“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 对于结婚的年龄，儒家强调“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12-13]体现在对初婚年龄的要求上，即认为男婚女嫁的年龄要合礼合宜；“婚姻以时”的观念首先要求嫁娶“及时”，即初婚男女年龄不能“逾时”，否则即为“失时”。汉代曾围绕是否“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一论题展开讨论。持肯定观点者认为三十、二十为男娶女嫁之“正年”；持否定观点者认为三十、二十为“期尽之法”，即为男娶女嫁之最高年龄限制；持中间态度者认为士大夫以上嫁娶不拘年龄，唯有庶民才“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13]尽管对“逾时”的理解不同，但嫁娶“及时”是自古以来所强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