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如一幅细腻的长卷，勾勒出七八十年前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图景。彼时，广袤土地上的人们世代相守，聚村而居，在“差序格局”的温情与“礼治秩序”的沉静中编织着属于乡土的安稳与厚重，乡土性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在社会的肌理之中。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不足10％，至1978年依旧低于20％。①改革开放后，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交通工具的日益便捷、文化价值观念的不断嬗变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乡—城流动带来的机械增长，快速改变着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从“乡土生活”向“城镇生活”的转变，乡土中国的底色之上铺展着城乡交融的崭新画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4350万人，城镇化率为67％。基于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研判，“十五五”时期，中国将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后期阶段。2025年7月14-15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城镇发展逻辑出现深刻转变，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 回望历史，城镇人口始终是城镇化进程的中坚力量，其规模的持续扩张与素质的不断提升，推动新型城镇化稳步前行，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勇毅迈进的排头兵。不过，城镇化的蓬勃发展亦潜藏着转型期的挑战。快速与深刻的人口转变，使得少子化、老龄化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愈发显著，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时代考题。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同步、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让大规模流动人口如候鸟般在城乡间游走，不少人虽跳脱了土地的束缚，却难以在城市扎根并寻得真正的归宿。因此，在审视城镇人口特征时，必须考量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人口结构优化对城镇存量资源利用与品质提升的影响，突出以人为本理念，贴合不同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的城镇人口需求，关注他们的生活品质与发展机会，塑造差异化的城市魅力。 那么，中国城镇人口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动轨迹?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城镇人口的发展态势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潜藏着哪些挑战?对这些问题的检视，关乎对中国城镇人口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精准把握，关乎对城镇化新机遇、新潜能的深刻洞察，更关乎对发展风险的妥善应对。本文借助诺瑟姆(Northam)的城镇化发展曲线模型，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可得资料，采用比较视角，描画中国人口从“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的转型历程，剖析城镇人口在总量、结构、素质、分布四个维度的变动趋势与发展潜能，探究城镇人口内部发展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问题与挑战。通过正视城镇人口的双重角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与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并试图通过政策的包容性创新，探寻激发其独特价值、破解发展困局的实践路径，为以城镇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镜鉴。 城镇化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篇章，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承载着推动经济腾飞、提升民生福祉、促进文化繁荣与增强综合国力的时代使命，是广大民众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人口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叠加推进的关键时刻，把握中国城镇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当前特征、未来趋势，在学理上有助于深化、拓展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认知，构建更为完整的城镇化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中有助于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5年城市工作会议要求，不断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关注城镇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与城镇间的合理分布与有序流动，这些都为城镇人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实践路径。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与社会融合机制，为各地区协调发展注入动力，既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能和势能，也将夯实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城镇人口的变动趋势与发展潜力 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雷蒙德·诺瑟姆(Raymond Northam)提出“S”形曲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会呈现三阶段、“S”形曲线的阶段性特征。初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较低(通常低于30％)、发展速度缓慢，农业经济占主导，人口主要集中在乡村，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有限，城镇化的推进更多依赖于手工业和简单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中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从30％升至70％，进入快速发展期；此时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第二、三产业迅速扩张，城镇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镇迁移，城镇规模与数量快速增长。后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增速逐渐放缓并趋于稳定；此时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导，城乡差距缩小，人口流动趋于均衡，城镇化发展更注重质量提升，如优化城镇功能、改善人居环境等。④该理论为理解城镇化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框架。尽管其适用性尚需结合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经济模式和政策导向综合考量——如发展中国家可能因工业化路径的差异呈现非典型“S”形特征，而发达国家在后期阶段也可能通过郊区化、逆城市化等现象展现新的变化，但它依旧是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理论框架。
